但是，从更高的层面而言，巡回布道应被视作“重要的”——我几乎应该说“根本的”，若是这个词用的太重，至少也是“经济的”，无论是时间、人力、钱财各方面的效率都更上层楼。几乎所有的差传历史都能证明，通常需要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劳苦传道，才有可能见到大量的丰收。首先，这可以完全归因于人类心智的构成。无论证据多么明确，真理说得多清楚，人的眼睛所见有限，头脑能理解的也很有限。任何的教导都必须是循序渐进的——填鸭式的轰炸绝非教导。我们难道不应该承认，自己在属天的生命上也学得很慢吗？那么，中国人的现状是怎样的呢？整体上，他们已经失落了对这位永生而有位格的神（living personal God）的认知。对神圣洁的属性、圣洁的律法，他们一无所知；因此他们也无法真正地认识罪，认识自己是罪人。有了对神以及对罪的认知，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悔改和对救恩的渴求。对于不擅于快速思考的头脑，我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往往是很多时间）才能深入触及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那时他们才会渴慕或者恭迎这位救主。然后，他们需要理解并在思想上接受有关救主的知识，以及救恩的赐予，才会在祷告中寻求神与他们之间个人的关系，并凭信心领受灵魂的救恩。就好像，犹太人虽然知道神和他的律法，但是救主来到之前，却必须先有施洗约翰的工作。主无论到哪里，都会差遣十二使徒和七十门徒先去。他自己的工作便是巡回性的和预备性的——教会在五旬节之后才得以形成。受逼迫的基督徒在众使徒之前到了撒玛利亚。五旬节期间从各国聚集到耶路撒冷的人中，很多人在众使徒之前回到那些福音未及之地。如今，我坚信，在初抵一省和众人归信之间的十到二十年间，广泛普遍的巡回布道不仅不会浪费时间，还会赢得很多时间——整个州府，甚至整个省份，都有可能在这段时间听见有关神的存在及位格的基要真理，认识他的圣洁、律法、审判、基督和救恩，并慢慢消化理解。我们若把广泛普遍的巡回布道当做独立和终极的事工，自然无法满足我们的期望。但若将之视作预备性的事工，就会见到其成功之处。巡回布道始终是成功的，在中国尤其如此。因为这是神所设计的布道模式，也符合万物运作的自然原理，一定会放之四海而皆准。
回到十九世纪末，内地会和英国圣经公会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合作模式。戴德生初来中国巡回布道期间，就得到英国圣经公会的大力支持。就在戴德生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年，他的妻舅（原配玛丽亚的兄长）台慕尔（Samuel Dyer Jr.）应英国圣经公会之邀，从澳洲奔赴上海出任其第三任“驻华代理”（agent to China），和第二任代理伟烈一起参加宣教大会，并交接圣工。[7]玛丽亚虽然已于七年前去世，但是戴、台两人一见如故，共商大计。1878年9月，英国圣经公会和中国内地会合作，将圣经的分发与“福音进九省”的计划相结合，由内地会出人，圣经公会出书，把福音带入河南、山西、陕西、甘肃、云南等内陆省份。[8]譬如，徒步先锋毕翰道（Thomas W. Pigott）和贾美仁（James Cameron）于1879年9月4日出发的八个月的拓荒之旅中，在芝罘、天津、牛庄、辽东半岛、沈阳、山海关等地边走边传，一共卖出两万册福音书、圣经和经卷，以及数千本福音小册子。宣教士出门无需携带很多银两，只需押送几车书籍，沿途售书的钱正好用来支付一路的旅行费用，又安全又经济，相辅相成、自给自足。[9]
[1] 原载于1877年10月号的《亿万华民》（China’ s Millions）第122-125页，原文标题为“一个福音机构远近兼顾的巡回布道”（“Itineration Far and Near as an Evangelizing Agency”），由当时兼任《亿万华民》主编的戴德生牧师，发表于1877年5月12日在上海召开的宣教士大会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