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七年内地会宣教士湘贵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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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七年内地会宣教士湘贵川巡回布道旅行日志
2018年07月号（总第72期）, 期刊 一八七七年内地会宣教士湘贵川巡回布道旅行日志已关闭评论

译/《亿万华民》译友会    编校/亦文


引言


戴德生为早期内地会制定的人事安排，通常是由一位资深同工带领一两位新同工并肩作战。“十八士”加入未得九省的拓荒事工之后更是如此，在湘贵川一带，老将祝名扬（Charles Judd）带领数位宣教新兵不断地巡回旅行，拓荒布道。



综合各方面的记载，1875年6月祝名扬在中国同工饶传道的陪同下，从汉口出发，第一次尝试进入湖南，他们在岳州府遭到地方官的刁难和驱逐。[1]一年半后，也就是1877年元旦翌日，祝教士带着秀耀春（Francis James）前往贵州，巴子成（James F. Broughton）随后动身，从武汉取道湖南，于2月20日到达贵阳汇集[2]； 3月2日返程，29日平安回到武昌的家中。祝名扬返程后，花国香（George W. Clark）和鱼爱德（Edward Fishe）两位新人，又于5月初结伴从武昌出发，经湖南去广西，一路沿途布道。



本期特别整理了祝名扬和花国香两人的旅行日志，以飨读者。



祝名扬布道旅行日志[3]


我们于1月25日抵达湖南省中部的辰州府（Shen-chau Fu），这封信就是在这里写的。我们步行穿城而过，在城门口布道时，出售福音书籍和小册子。我相信辰州现任的地方官，就是两年前在岳州驱逐过我们的那一位。1月26日，我们经过了一座筑有城墙的小城，名叫泸溪县（Lu-chi Hien）。



由此再走十英里，我们就到达了壮观的马嘴岩（Ma-Tsue-Ngai）溶洞。沿河一侧的陡峭崖壁，在突兀的岩石下安置着一些木箱，绝非人手可及。据说多年前，有人从崖顶垂下约四五十英尺长的粗棉布绳，攀援而下，可是还没等他打开箱柜，头上便响起一声炸雷，在场的人都认为这是得罪了神明，便放弃了探宝的努力。同一岩层再往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只木船，插在崖缝当中，只有一侧稍微悬空，好像是突然冲进岩层之间的缝隙一样。我们询问当地人，只得到一个答案：“是神明放进去的。”



1月27日，我们到达了浦市（Pu-shih）。浦市是一个规模可观的繁荣市镇。当年马嘉理（Margary）先生[4]经过此地时，在蜂拥而至的暴民面前，地方军队几乎无力保护他免受攻击。不过，我和巴子成先生经过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在街市出入并自由布道，都没有遭到袭扰。此地和汉口之间有大量的桐油贸易，以后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理想的宣教站所在地。这座城坐落在秀丽的群山脚下。接着走，我们又到达了辰溪县（Shen-chi Hien）这个小镇，坐落在沿河的一片岩石上。我们在此地和船工告别，他们从常德府起为我们一路撑船到此，尽职尽责，惜别在即，颇觉不舍。我们也希望船老大至此已经信了主耶稣。他的一名帮工是汉口杨格非（Mr. John）先生[5]教会的会友，非常想跟着我们一起走。考虑到返程途中也需要有个伴，我就答应了他。从辰溪县到铜仁府，走了七天。全程约一百英里，几乎全是激流，对我们来说惊险有趣，只是辛苦了船工们。有一段激流，几乎使船身失控，撞上礁石，舱底破了一个洞，整艘船差点要沉没，幸好我的弟兄正在舱底查看行李是否进水，及时发现了破洞。船工们因为补洞，颇耽搁了一些时间。2月2日，我们抵达麻阳县（Ma-yang Hien），在城门口布道片刻；第二天越过湘贵边界，进入贵州省；2月4日抵达铜仁府。



现在容我对湘人略作介绍。正如读者所知，我们出发之前，已经深深体验到此地民众对外国人的敌意。但实在要感谢神，因为直到平安离境后，我们才完全认识到当地排外程度的严重性。该省的最高官员便与外国人为敌，他的态度深入民间、直至草根。当地成立了一个大规模的机构，由好几名本省的官员牵头，专为防止欧洲人进入省界，并且最终要把洋人从中国彻底清除。我看到过他们的一份内部传单，对基督教信仰的污蔑自然是无所不用其极。虽然皇帝已经下旨，允许所有外国人到内地旅行，并且命令官府尽保护之责，在全国各地的市镇张贴告示。可是这张皇榜，在湖南境内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官府的人说，老百姓不让他们张贴。不是官府的人太软弱，就是老百姓太跋扈了：我认为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官府的人也显然不想贴出这张告示。马嘉理先生受害后，中国选派了一名官员赴英道歉，这名官员一离开中国，湖南的民众就恼羞成怒，拆毁他的祖宅。因为在他们省里，竟然出了一个敢去向“洋鬼子”政府道歉的败类。[6]



再说贵州省。我们在铜仁府稍事布道，翌日清晨便启程上路。我们雇了几名苦力运送行李到省城贵阳府。这段路程大概有12天，沿途的风景迥然不同。湖南的气候总体而言温和宜人，此前的水程都是沿着山脚而行；而现在我们一路爬山，山顶的景色出奇地雄美。山路乱石密布，又因冰雪覆盖的缘故，极难行走。我们到达第一个宿头，荒山野岭中，能见到这样一个小村庄，实在令我们大为欣慰。这两天走的路，是我平生所见最艰难的路，我终于支持不住，在随后的三天雇了两副滑竿，直到体力恢复，路面趋平。我的弟兄的脚伤却复原得很慢，走了三天之后，又被迫坐上滑竿。在大山里的某个小客店投宿时，店家对福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我们坐谈至深夜。我相信，将来我们在天国能再相见。



经过玉屏县（U-ping Hien）时，我们首次看见“苗子”报复汉人的痕迹。这座城已经被这些所谓的中国“土著”焚毁过两次了。逃生的居民现在刚刚开始返乡重建家园。再前行15英里，我们到了清溪县（Tsin-chi Hien），这里的景象更加凄惨。虽然城墙还在，可是城内原来的那条繁华街市，如今除了残存的几间破房，只剩下一片废墟。东门外有许多正在新建的房舍，城郊也开始逐渐恢复了热闹。这个地方曾被“苗子”焚毁过三次，据说他们首先泄愤的对象乃是庙宇和神像。我们在清溪县城郊向一大群人布道，很欣慰地发现，和湖南人相比，当地人文明多了。2月10日，我们抵达镇远府（Chen-yuan Fu），这座城位于湘贵两省交界之处，以强烈的仇外情绪闻名。三年前，马嘉理先生经过此地时，遇到不少麻烦。当地人把他坐的船拖到岸上，放火烧掉。不久后，有两名天主教神父试行此路时，绕了十天的路程，只是为了要躲开这座城。有关该城的危险，我们还听到各种不同的传闻，因此自然而然地担心若被认出是外国人的话，会遇见麻烦。因此我们打发苦力挑着行李先行，确认情况如何。可是行李在城门口被拦下来，一小群人簇拥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到来。我向守门人出示了护照，获准进城。我们的必经之路是条热闹的大街，约一英里长。人们看到我们，可能多少都有些惊讶，却没有任何人来找茬。主真是我们的看顾者。



2月11日，我们抵达施秉县（Shi-ping Hien），另一座被“苗子”摧毁的城。城门已经倒塌，城内一片荒凉。城外有几座房子、店铺，还有几间客栈。我们只停留了一个小时左右，布道、分发福音小册子。此地的人口极其稀少，可是来往的客商很多，因为是通往云贵甚至缅甸的要道。每隔二十英里，路边就有一座不错的客栈，可是大客栈之间那些村落里的旅店相比之下便显得破旧。有时候，我们的宿头只有几根用长长的草杆连着柱子搭起来的墙壁。这样的墙显然无法挡风遮雨，而且我们在里面歇息时，外面的人可以一览无余。人们还不时警告我们，要防备盗贼。有一次，我们的苦力告诉我们，当晚落脚的地方盗贼很多。当我们躺下休息时，其他的客人正在隔壁的房间吸食鸦片，烟雾浓重。我们很不喜欢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高声谈论鸦片的“好处”时，我们更是无法入睡。我和巴子成先生都不想宽衣解带，而是和衣而卧，觉得用芦苇干秸搭起来的草墙实在无法保证我们的安全。可是我刚躺下，诗篇4:8那句经文就带着能力浮现在我的心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我对自己的惧怕感到惭愧，就起身脱衣，平安入睡。早上，诗篇3:5的经文[7]又进入我的心中。我们在路上看到许多人随身带刀以自卫。不过，随着行旅人数日渐增加，这种危险在逐年减少。此外，沿途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山顶上就设有一座石堡，每座石堡内驻扎着五名官兵。



2月12日抵达Tong-po。由此向西五里路，我们经过一座精美的石桥。右侧高处便是“飞云洞”。这个壮丽的景观，主要由高悬突兀的岩石构成。洞内遍布精美的钟乳石，呈现各种奇形怪状。佛教徒把这片石崖当做一座观音庙，在坚硬的山岩上雕刻出各样神像，涂上红色或金色的面漆，以改观景象。[8]崖顶和四周的树木，还有洞内的铁线蕨，更使景色锦上添花。我们于中国新年的除夕到达黄平县（Huang-p’ing Hien），按习俗在那里停留了一整天，因为没有人在大年初一那天出门旅行。



2月14日，我们到达重安江（Chong-an Kiang），这是一座小城兼兵营。我们在街上布道。天主教教士比我们早到此地，贵州省大部分地方他们都已捷足先登。再往前几英里，我们来到了“大风洞”[9]。洞口约12英尺见方，位于一座大山脚下。右侧有一条山溪顺坡而下，但我们无法沿着溪流走；好在点上火把、蜡烛之后，我们得以溯溪上行，约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直到从山的另一端重见天日。不知何故，据说这个山洞内终年有风。此后几天，我们沿途经过了清平（Tsin-ping）、贵定（Kuei-tin）、龙里（Long-li）和其他几座城镇。



2月19日周一，我们抵达贵州的省城贵阳府，大家都非常喜乐。我在信中已经提及我们在那里受到的热情款待。[10]我在贵州首府停留了约十日。这座城坐落在一片群山环抱的小平原上。城里有几座大型寺庙，还有两处天主教堂；其中一处大教堂，可能是全城最精美的建筑。贵阳应是特别适合设置宣教站的城市，因为它位于通往云南和缅甸的路上，并且也很方便进入川桂湘三省。



只要时间允许，我们就上街布道售书。百姓们彬彬有礼，听道专心，也听得懂我们讲的外乡方言。他们自在地购买福音书籍和小册子。有一次，一个小时内就卖出一百多本书册，当然价格也标得低廉。我们的读者是否会为这些散播的福音种子热切代祷，正如为接待我们的中国家庭、巴子成教士、我们的助手饶尚达先生（Yao Shang-tah，音译）热切代祷，求神大大祝福呢？他们都是永生真神和唯独基督的救恩在这城里的见证。他们的仇敌不在少数，可是神胜过一切。



3月2日，热情的主人为我们预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有海参、鱼翅、燕窝、烧鸭，以及中式筵席的各种地道菜色。饭后，我向众位朋友道别。巴子成先生和其他几位陪我出城，行至城外四英里处的山关。苦力们在这里吃了早餐，分手之际，我们花了几分钟祷告，心中既喜乐，又伤感。伤感，是因为不知何时才能重逢；喜乐，则是因为主如此兴旺我们，在贵州首府这座异教大城里为我们预备了落脚之处。只有主晓得，该城之中这个微小的开端将如何在他慈爱的春光和圣灵的雨露下成长。



现在和我同行的，是那位信主的船工，此前他定意离船跟随我，现在他既是我的旅伴，也是我的仆人。第一天的旅途，终日下雨；晚上我们在一间茅屋投宿。有人费了很大的功夫用一堆潮湿的柴草生火，可是火没有升起来，反而把我们的房间弄得烟雾腾腾，除了门和侧墙上的一个洞，烟气无路可出。



我们第三天经过的地方，我觉得是这次旅途中风景最秀丽的一段：这里有两行郁郁葱葱的山岭，叫做“大峰关和小峰关”（the great and small Peak Passes的意译），山岭之间是一条山谷。当天和此后两天，我们经过了大片现在无人耕种的沃土。土地原来的主人在上次汉苗战争[11]中，不是逃亡，就是遇难了。大部分本该种庄稼的耕地，现在都种上了鸦片。我们每天可以遇见两三百名从四川来的苦力，一路运送食盐、甜橙和丝绸。



食盐的运输本来是走水路的，从湖北一直运到安南，后来，南京的两江总督给皇帝送了一大笔钱，请旨终止河运，以增加南京方面的贸易量。现在这些可怜的苦力们只好每人背负着近两百磅的盐袋，在山路上跋涉十五到二十天。许多少年人也背着五十磅甚至更重的盐袋。我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看见过如此艰辛的工作，他们所得的工钱也少得可怜。在英国，若有人认为干重活的人必须吃牛肉，喝啤酒，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苦力们的日常食物只有大米和一点点咸萝卜或青菜。如果十天里能够吃到一两次猪肉，哪怕每次只有几两，对他们来说也已是极好的待遇。他们中间有些人在陡峭的山路上，走着走着就晕倒了。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有谁照顾过他们，有谁对他们说过安慰的话？有一次，我在路边看到一个可怜人的遗体，其衣衫已褴褛，其白骨也铮铮，看上去最后一个光顾他身体的，不是老虎，就是别的野兽。



我们在客栈歇息的傍晚时分，有很多机会和这些人传讲真神和救主。有一次，一二十个人围坐在火堆旁听道。他们和外国人说话时很羞怯，无论我讲什么，他们一般都不会回应。直到后来，我看到有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怜惜他挑运食盐做工艰辛，就给了他几个铜钱买糖果。这样一来，在场的人们终于敞开心门和耳朵，专心聆听那古旧福音。



3月5日，我们渡过乌江。这条江景色秀丽。我们中途靠岸，在一个村里歇脚吃点心。这座村子几天前刚被烧毁。我跟一些村人交谈，看到一位衣着得体的店家妇人，就问她：“为什么你们门上贴的门神没有保护你们？”她神色失落地答道：“我想他们是忘了。”能够告诉他们有一位永不忘事的神是何等蒙福啊！我们又经过了刀坝水（Tao-pa-sue）和Lo-sz-yiu这两个市镇和沿路的许多村庄，到达了遵义府。这个地方恐怕是名不符实。愿神保守，使它有朝一日能真正“遵行公义”而蒙受祝福！我们由一座精美的五孔石桥进了城。我在傍晚时分稍作布道，第二天早晨离开前又短讲一次。第二天到达Sz-tu-chau，在那里得到很好的布道机会。听道的百姓都很专心，也很感兴趣。



3月9日，我们到达Tsao-mi-pu。这是一座小镇，不过当天正逢集市，各地乡民都涌进城里，挤满了街市。一位信奉天主教的老先生请我们到他家里，我们也谈论到了主耶稣。接下来的一站是Tsu-sz-kuan，海拔相当高，下山那一面的路程约五英里，大部分路面都是石级。景色虽然壮丽，但是走不完的台阶使人疲惫不堪。



3月10日，我们到达松坎（Song-kang）。这是个繁忙的小市镇，我稍事布道，并且尽量出售福音书籍。我们为了找一间能过得去的客栈费了不少功夫。第一个地方的房间不透光，也不通风，只有一扇门，还是通往另一个房间的。第二间，也就是我们入住的那间，光线很好，可是太通风了，因为屋顶只覆盖了一部分，如果下起雨来，就会淋得无法安眠了。第二天清早，我和仆人坐上一条敞篷船，沿松坎河下到Shi-pi-tang，约四十英里的水程一路都是激流，两岸山岩雄伟，异常秀丽。



第二天，我们上了“玉皇顶”[12]。我雇了一匹小马，骑着它行过最陡峭的一段山路。因为这里的海拔相当高。下山的时候，我看到一株伸出路面的树，树皮上打了许多结节，树枝上挂着不少草鞋，树根前还有一大堆香灰，显然，人们是把这株树当作神明朝拜，因为树的四围插满了红杆，每根杆子都是心愿得偿的标记！人们不去敬拜造物主，反而去拜被造物，真是何其愚昧！当地人大都很穷，工钱微薄。有一名16岁的小男孩，背着我仆人的铺盖和我的毯子走了十英里路，只要了30文钱（还不到三个半便士）。我实在不知，他们靠这样的进账是怎样存活下来的。他们不常有钱买米，所以只能吃玉米干，比米便宜，还不需要配菜。Long-kan过后几英里处，我们看到路边有一块大石碑，高约八英尺，上面用大字刻着一些通俗的中国谚语。我试着翻译了一些：



人恶心惧天不惧，人善人欺天不欺。

行事顺天，言事由衷。

愿苍天常降善人，愿世人常常行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这些就是他们的一些“箴言”，但愿我也能让你们看到他们的一些“善行”。又经过了几个村镇，我们于3月14日来到了繁忙的都市，四川重庆。感谢神的保守，我们从贵州到此，全程约三百英里的路程都很平安。我在重庆雇了一条小船回宜昌。



一路都很平安，一直到了Fu-cheo以下十英里的地方，进入一个叫Tsin-chi-chau的村子。大约早上8点，船工停船去买食物，我也上岸传福音。当天正好是集市日，街上很拥挤，我向众人布道片时，又卖出许多书，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平安地回到船上。船刚要离岸时，一个人带着我卖出的书过来了，说他们不能要这书，因为这是“天主教”的。我告诉他说，我们不是天主教，而是“耶稣教”（当地人对基督教的称谓），不过我把书钱退回给他。他不再说什么，就走了。



我们顺流而下刚行过两英里，后面便有一条船尾随而来，船上有两三个人，叫我们回去，我拒绝了。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手握钢刀，说：“你们是传天主教的，我们一定要除掉你们。”我们跟他理论，又把我们的护照和政府准许外国人自由旅行的公告给他看。此时又有一条船驶了过来，船上有十几个人，大多手持刀枪或长矛。他们说，我们若不回去，他们就要动武，还不时鸣枪威吓我们。他们承诺说，如果我们跟他们回去见他们的头人，让他们的人知道我们是谁，那时我们便会得释，损失也可得偿。我权衡良久，看来抵抗毫无用处，只能相信他们的承诺，跟他们回去。于是，他们的人跳上了我们的船，其中一个人握着出鞘的刀守在我身边，显然是怕我逃走。还有两三个人守在我的身前，手里握着枪和各种武器。



我们的船工逆流而上约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是如此漫长。最后，我们返回那个村子（Tsin-chi-chau）。岸上挤满了不少人，等着看被活捉的洋人俘虏。我身边的那个人频频摩挲他的刀刃，不时把刀挥舞一下，一边和同伙窃窃私语，一边用恶毒的神色看着我。我们的船被拴在岸边一块石头上。等了两个小时，头人没有出现，我们也问不出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我们开始担心，只能对他们的意图做最坏的打算。他们要我们上岸，但是我和我的仆人怀疑他们想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方便的地方下毒手，所以便没有答应。



最后，老陈（我的仆人）带上我的护照、中文名帖和抚台的公告，去找他们的头人。他被带进一间茶馆。茶馆后面是另一间房，里面躺着一个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正在吸鸦片。他的手下把我的文件呈递给他看。“我不要这些东西。把他的船给我扣下！”他怒吼道。老陈在那里的时候发现，我们并非唯一的人质，另外还有一位本地人也在那里乞求自由，因为他的货物被扣留下来，被迫缴纳“赎金”。老陈回船时，仍然被武装的男丁押送，防止他逃跑。他告诉我，这些人显然是想要钱，或者把我们一直扣留到天黑，等围观的村民散了，就把我们杀了。不过，他也听一些村民说，后者更加可能。



我和老陈很难自由沟通，因为看守的人几乎能听见我们所有的谈话。所幸还有一位比这些强盗离我们更近。等老陈第二次回船时，我问他：“怎么样？”老陈的回答足以让我心满意足：“跟马嘉理先生的情形一样。如果神帮助我们，就没事；如果神不帮助我们，就糟透了。”我们不住地祷告，心里满有平安和喜乐，看起来我们的时间像要到了。正在此时，我有一个机会和老陈悄悄讲话。我马上敦促他上岸，设法赶到Fu-cheo，把我们的事禀报给地方官。此时是下午两点，Fu-cheo在河的上游十英里处，因此他在天黑前获助的机会微乎其微。老陈不想去，但是我力劝他，就算没有办法及时赶回来救我，我被杀死，至少他能知道凶手是谁。老陈走了，我孤身一人，却又并非孤身一人，因为还有主与我同在。



老陈刚走不久，我就看见他被那伙武装男丁押回来了。我自然很失望，读者可以想象我的心情。不过，当他走到我们船边时，我注意到那伙人的神色有所变化。他们可能估计到我们在Fu-cheo有他们所不知的援手，所以开始向我们赔不是，还说要护送我们途经下两个村子，免得我们在那里再度被抓。我礼貌地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可是他们仍坚持护送我们到下一个距此十英里的村子，Shen-chi。此时，让我们大为宽心的是，持刀拿枪的人都离开了，不过还有十来个不拿武器的人跟着我们。



到达Shen-chi后，他们不顾我的反对，把老陈和船老大带到岸上问话。我叮嘱老陈尽快回来。老陈果真很快返船，可是当地人已经开始变得骚动。从上游的集市，Tsin-chi村，驶来一条约有二十人的船，横在我们的船前，而我们的船是绑在岸边的。我借口给他们的船让道，吩咐我们船夫的下手解开缆绳，可是他不听我的，我只能自己动手，抓住一只桨，又叫老陈抓住另一只，两人努力划桨，离开了那些人。划开一段距离，我们叫船老大的儿子上岸，叫他回去通知父亲，第二天早上在丰都县（Feng-tu Hien）和我们会合。



此时已是日落时分，我们奋力划船，在暮色里行驶了约十八英里，然后停船等候船老大的到来。他赶到时，当然有些生气，因为我们没有等他来就把船开走了。但是当时我们担心的是，他被强盗胁迫做了内应。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为神的拯救而感谢赞美他。



3月19日，我们到达万县（Wan-Hien）。我们当天的行程约有一百英里。万县是一座繁忙的山城，规模很大。从万县下行不远，我们注意到一些建在山顶的避难所，预备人们逃难所用。第二天，我们经过了两处危险的激流。21日，刚过巫山县（Wu-san Hien），我们进入了一段最不寻常的河道，接连约三十英里都是垂直的石壁。一到夏季，这里倾流而下水文湍急，导致船行艰难。我们在这里遇到强劲的逆风，把岩石上的沙子吹进船里，使人无法睁眼。第二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雨水从单薄的顶篷漏进船舱，打湿了我的铺盖和衣服。船工们都已入睡，没有做好防护措施便任凭船只顺流而下，自然让情形变得更糟糕。



23日，我们到达宜昌。我们进城后，希望能找到贾美仁（Cameron）和李格尔（Nicoll）两位教士，却发现他们都已离开此地，连他们住的房子也差点全被拆毁！在街上布道之后，我又从海关职员那里打听到此前骚乱的情况，我们雇了一条小船前往沙市（Sha-shih），又从那里雇了一条船到武昌。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可是我们所信的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使我们脱离凶恶，平安抵达。连那些不信的船工们也不止一次地说：“你们的神的确是位真神。”3月29日（周四），当我终于又见到亲爱的家人时，心里的喜乐是何等地大！我们一起赞美神，因他的慈爱和看顾，我们用了近三个月时间，平安行过两千多英里的路程。现在，我们有更多的缘故说：“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13]



花国香布道旅行日志[14]


1877年5月3日，从武昌去常德府旅程的第一段是水路，我们雇了一条船。同负宣教大任的弟兄姐妹已建立起深厚的情谊，特别是在近期举行的会议期间[15]，让人难舍难分。可是，知道他们会为我们代祷，就又欢欣鼓舞。



5月4日，今日风大浪高。船工唯恐轻舟下水会有闪失，所以我们终日都留在船上。主既然应许会引导我们，所以虽在人看来是耽延，却也许是神在为我们清除障碍。我们实在需要学习主如何使用“拦阻体系”来成就他的工。一直等到翌日下午5点，船才启程，在水道上遇到了好几条由笨重的传动装置操控的大木排，上面还建有住房。



5月8日，中午时分，经过一座隐藏在低矮山脉里的城镇嘉鱼县（Kia-yu-hien）。据说当地人饱经水灾之苦。我们再往下行了一段，上岸派发了一些福音小册子，并和几群人交谈了一阵。



5月9日，今天经过了几处鱼塘。鱼苗被养在大网子里，网子漂浮在水面上。等鱼长到一定大小后，便会被拿来做赌注。赌徒把鱼装入大瓦器、搅动水，然后拿碗舀水，按碗里舀到的鱼的多少定输赢。



5月10日，经过河北岸的一座市镇，Yiah-lan-ki[16]。这是一座坚固的兵营，也是进入大片茶乡的入口，往内陆进去约十英里。下午到达一处税关。一得知我们在船上，马上在岸上的官吏和百姓当中引起了一阵骚动。官府已经接到命令，要保护外国人的旅行安全，看来他们确实想履行职责。一名士兵被派到船上。我们到达岳州（Yoh-chau）时，发现丁大人[17]已经备好了船，准备护送我们过洞庭湖。新条约的效果显著。我们虽然不喜欢这样的护送，但是也无法推辞，因为现任的官员们只是在遵命而行。城里的告示现在也贴出来了。



5月11日，因为风大的缘故，我们只好停船等候。丁大人过来看望我们，他是回民，可是很专心地听了福音。他的船约25英尺长，5英尺宽，船尾架着一台小炮，重约150到200公斤。船首有一间艇长室，管着十名船员。



5月12日，今日启程时略有逆风，可是很快就消失了，船工们只好划桨。上午9:30到达一座村庄。一些人聚集到船边看我们，我们就和他们交谈。有一位卖东西的小贩，很专心地听我告诉他耶稣的事，说：“这么说，世上只有一位神，耶稣是我们的代赎。”丁大人炮船的主簿问我有没有书卖，我请他上船，他听我们传讲福音，又花了一个多小时阅读有关救赎的内容，最后，还买了几本书。大约9点钟，丁大人和一名船工进来，我们开始谈论神在雷声和闪电中彰显的大能。中国人坚信，即使其他偶像都是假的，雷公必定是真的，而且雷能劈死人。我请这位先生读了圣经中相关的经文，又谈了些其他的话题，一直聊到11点。岳州的最高指挥官马大人来了，我们把名帖和一些书送给他，他也回赠了名帖，表示感谢。



5月13日，周日。今晨很早醒来，发现船工们已经在预备启航，当我问话时，他们连忙道歉说忘记叫我们了。用汉语作了祷告后，有人告诉我们，马大人要来拜访。上午10:30左右，他带着几名士兵来了。行过见面礼后，我们畅谈了一会。他说自己是回民，和我们的信仰大同小异。主赐我能力，解释了两者的不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罪人的救主。马大人专注地听我解释，又邀请我们在回程时拜访他。晚上，炮船的士兵们回营后，丁大人的主簿又来了，问了一些有关基督的重要问题。我们读了一些经文，说明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又谈论了很多其他事，他大约10点钟才离开。他是省城长沙人，求主救赎他，并差派他回到长沙传道。



5月14日，我们一早出发过洞庭湖，风向很顺。途中经过磊石（Lu-shih），丁大人在此和我们道别。这个季节，湖面非常广阔。客船都是沿湖边行驶，穿过一条河和几条运河，不能横越湖面。方圆数英里都遭洪水冲刷，水流极强，即使是大船，也会像稻草一样被冲走。运河两岸的河沿修砌得很好。



5月17日，我们经过一个小村庄，下午1:30到达一个繁荣的城镇沅江县（Yuen-kiang-hien）。我们正准备上岸，衙门里派来一个差役，带着地方官的名帖上了我们的船，引来一大群围观的人。我们觉得面对一群骚动的暴民布道是不智的，所以就开船离岸，可是很快有一位陈先生尾随在后（可能是负责护送的）。傍晚时分，我们上岸，向一小群人布道，此地河岸不远处停泊着一长排船在此过夜，船工们专心听道，有些人还买了书。或许这些福音的种子多日后能发芽成长。基督的禾场何其广大！普通的民众欢欣听道，工人实在太少。



5月18日，我们早上5点出发，过黄泥湖。此处水色秀丽，湖面上点缀着许多植被覆盖红泥小岛，红绿相错，非常漂亮。船到下一座市镇时，我和鱼爱德（Fishe）先生上岸，向一小群人布道，出售了一些书，才又启程离开。陈先生一直陪着我们。水流很强，我们的船在一个地方撞到一些漂下来的树木，船也被冲到下游一小段距离。恢复航向之后，遇见了孙先生（Sen），我们在武昌的一位邻居，正坐船下去贵阳，碰到我们。晚上，我们见面，谈到主的好处，又一起祷告。孙先生是位老基督徒，他二十年前就认识戴德生先生，就在那时他从宾惠廉牧师（Mr. Burns）那里听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天晚上他又给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谈起宾牧师，他不禁真情流露。陈先生来拜访过我们一次，他是上海人，曾听过福音。我们力图使他对福音有更深的认识。遇到这么多听过福音的人，我们深受鼓舞。主就像破瓶而出的哪哒香膏，馨香之气充满了这片土地。



5月19日，我们一早出发。我和鱼爱德先生上岸散步，在一个地方有几个人认真听我们布道，还买了几文钱的书。在船上的另外一些人则高喊：“杀了这些洋鬼子！”下午，我们到了一个繁忙的小市镇龙阳县（Lung-yang-hien）。利用停泊的时间我们上岸向两群人布道，卖了180钱的书。这里的人秩序井然。有几个人争论起来，不能确定我是不是外国人，我告诉他们我是。看来，我们的出现，乃是为福音作预备。人们都盯着我们看，等他们好奇地挤成一团时，我们把船停锚在河的另一边。



5月20日，我们打算到河对岸去，可是一大早，摆渡的船夫就搭载了一船又一船的人（每趟10到25人）来看我们。从早上9点钟，直到傍晚。我们抓住机会卖书，和他们谈道。今天一共卖了2800钱的墙纸和书。



5月21日，我们约晚上7点抵达常德府。地方官预先知道我们要来。县令大人恭敬地送来了名帖，想知道我们的行事历。一路以来，主都保守着我们的平安和安全，必须打交道的官员们对我们都彬彬有礼，所遇到的百姓们也都温文尔雅。昨天下午我们在一个美观的农耕区的中心散步，遇到一位农夫，邀请我们去拜会当地的塾师。我们去了，塾师客气地接待我们，还读了祝名扬先生的小册子。很快，房间里就站满了访客。主赐我们口才，传讲耶稣。傍晚，塾师来到船上见我们，我送了他一些墙纸之类的礼物。村民们非常安静。我只带了300卷墙纸，真希望我多带了1000卷。这些墙纸用来作拜访时的见面礼很合适。



5月22日。常德府让我很讶异，城门前有一条三四华里的护城河，散布着形状各异、吨位不同的各种帆船。城墙在某一段可以看得见。城门达六座之多，街道宽大。换船之后，我们意欲进城一游。一早就开始下雨，整整下了一天。约8点左右，从府衙而来的童先生（Tsong）开始再度盘问我们。他言辞犀利，是做讼师的材料。不久之后，高阶武官李大人前来拜访我们。他与我们握手问安，先是左手，再是右手，交谈也非常自在。他在上海住过几年，也见过马嘉理先生。我向他解释我们的来意，他说他知道我们不是罗马天主教，他还谈到守安息日等等话题。他问我们是否会进城，告诉我们现在正是科考期间。我们回答说，我们不想耽误行程，但还没拿定主意。临行前，他吩咐手下两名兵丁留下，随时陪同我们出行。我们既不想给地方官造成我们害怕露面的印象，也不希望因为我们此时的出现给他们带来麻烦。另一位高阶武官杨大人，也差人送来名帖，抱歉不能亲访。我们回赠名帖时，附送了一些墙纸。我们力求消除地方官认为我们与政事相关的印象。主赐给我们孙先生这样一位朋友，以非常合理的价钱为我们租到一条合适的船前往辰沅府（Chen-yuen Fu）[18]。他视之为为主作工。我们搬完了东西，准备翌日一早启程。



译后记


湖南虽然如此不平静、如此仇视外人，但是神保守花、鱼两位宣教士平安地到达了辰州府，他们从那里继续前往广西。广西是太平天国的发源地，福音工作的艰难可想而知。更不幸的是，鱼爱德抵达广西不久，便在那里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基督徒的天路岂非也应如此：目标虽然重要，在过程中一路与主同行也一样蒙福！



无论是神的教会，还是神的差会，都会和神的儿子一样，从起初到末了都需面对撒但的扼杀和世界的敌意。反对和抵挡的权势不仅来自外部，也会来自内部。历史上，宣教士腹背受敌、两头不讨好的案例俯拾皆是。就拿内地会而言，在后方的本部，英国官方和教会人士常常批评他们：离开通商口岸深入内地，自讨苦吃不安分，给国家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改换中国衣冠有失白人体统。在前方的禾场，则要面对种种旅行的危险和盗贼的危险，以及官吏的刁难和乡绅的煽动围攻。



在这两篇布道旅行记录里，我们也看到，虽然当时湘贵川基本属于未得之地，却随处可见自马礼逊以来福音入华七十年的初熟之果。譬如，在汉口杨格非牧师教会聚会的船夫，受益于宾惠廉牧师巡回布道的孙先生，在上海接触过福音的陈先生，陪同宣教士出行的饶传道和老陈。众宣教士经过各地各乡，也尽可能和当地的官民作良性的互动，为福音松土，为日后的传道工作铺路。这些没有留下全名的中国信徒的模糊身影，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教会历史中，将越来越清晰。正如让花国香欢欣鼓舞的，基督的馨香之气正在逐步充满神州大地。



守旧排外的湖湘文化，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前非常严重，各地的反教揭帖大多出自三湘文人之手，毗邻的四川和贵州两省也受到很大影响。因马嘉理事件而签订《烟台条约》后，长沙等地先后贴出“士民公传”、“洋防条约”、“黎民告白”等拒斥“洋夷”进省的民间告示。[19]湖南和河南两省，是福音入华的“两难”之地。但是正如花国香所想到的，神的“拦阻体系”最终将成为他祝福的管道。湖南虽然是最后向福音开放的内地省份之一，内地会日后在湖南的事工却是蒸蒸日上，当地的宣教站被一位美国教授称为“一本活的基督教百科全书”，由神学生组成的“逐家布道团”成了湘江两岸的流动神学院。湖南也是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人生的最后一站。1905年6月3日，戴德生在长沙宣教站与众宣教士和中国传道人们茶叙之后，眼见福音的种子在为之祷告三十年的硬土中生根发芽，满心安慰，当晚安息主怀。湖南的信徒们为他们敬爱的神仆置办棺木，送上长江之舟，顺流而下到镇江安葬。今天，随着戴德生和玛丽亚的棺木的迁墓重葬，内地会宣教士们的信心故事也再度激励我们。[20]



[1] 原文为“Our First Attempt in South-Lake Province,”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ember 1875, p.52.详见“一八七五年的中国内地会（三）”，《教会》，2012年5月第3期，总第35期，第73-74页。

[2] 原文为“Recent Intelligence regarding Mr. Judd and Mr. Broumton,”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7, p.64.详见“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六）”，《教会》2015年1月第1期，总第51期，第80-88页。

[3] 原文：“Journeyings in Hu-nan, Kwei-chau, and Si-chuan: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Mr. C. H. Judd,”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Oct. 1877, pp. 126-130. 此行1月2日至24日的记载，请参阅“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五）”，《教会》，2014年11月第6期，总第50期，第76-80页。

[4] 史称“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1875年初，英国驻华公使馆特派书记翻译官马嘉理，从北京经上海、四川，准备与从缅甸出发的英国探险队在滇缅边境会合，在云南腾越与当地武官发生冲突而被击毙。中英交涉的结果是清政府于1876年9月签署《烟台条约》。

[5] 杨格非，全名Griffith John（1831-1912），伦敦会宣教士，1855年抵华，主要在汉口、武昌一带服事，其传记作者 Noel Gibbard称他为“华中使徒”。祝名扬写这篇日记时，杨格非在汉口建立的第一家教会（首恩堂）已成立约14年。

[6] 当指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1875年奉命出使英国道歉，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驻外使节。

[7] 诗篇3:5：“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8] 当指明朝正统八年（1443）始建、日后不断扩建的月潭寺。

[9] 贵州省凯里市确实有一个以大风洞命名的乡镇。

[10] 在贵阳的详情请参看“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六）”，《教会》2015年1月第1期，总第51期，第80-88页。

[11] 咸丰五年(1855年)，贵州发生过“张秀眉苗乱”，历时18年，到同治十一年（1873年）因首领先后战死而失败。

[12]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境内有一个玉皇顶。

[13] 这里引用的是诗篇9:10。

[14] 原文：“Third Evangelistic Journey into Hu-na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 1877, pp. 148-150.

[15] 可能是内地会宣教士之间或者武汉两地各宗派的宣教士之间开的小型会议。

[16] 湖北省武昌到岳阳的沿江有一个鸭栏村。

[17] 这位丁大人是一个炮船校尉，祝名扬第二次经过岳州时他也曾主动来访，并派人维持秩序。参“一八七七年的中国内地会（五）”，《教会》，2014年11月第6期，总第50期，第76-80页。

[18] 清朝的行政区为“辰沅永靖道”，下辖辰州府、沅州府、永顺府。所以应该没有“辰沅府”这样的行政地名，存疑。

[19] 详参：吕实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基督教问题论文选集》，台湾：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

[20] 戴德生和玛莉亚的墓碑和棺木现已迁移重置到镇江宣德堂，供海内外的肢体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