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返晋同工山西通讯

shiyi18

灾后重建 ——1902年返晋同工山西通讯
2021年06月号（总第86期）, 期刊, 本期推荐文章 灾后重建 ——1902年返晋同工山西通讯已关闭评论

编译/亦文


引言


庚子教难之后的一年（1901年），由何斯德等人组成的差会代表团赴京晋两地与各级官员协商了善后事宜的处置原则，但抚恤方案的具体落实，仍需更多同工入驻山西之后，一一落实。除了分配抚恤金、接管差会资产等有形的事务之外，更重要的是整顿教会及与中国信徒交通团契等无形的重建工作。有些差会（如寿阳教会、宣道会），因为绝大部分同工殉道，难以为继，只能关闭山西禾场，甚至结束整个差会的事工，将残留的宣教资产转让给继续留守耕耘的差会（如英国浸信会、中国内地会）。而继续耕耘的差会也是元气大伤，1902年内地会的通讯录中，山西很多宣教站名下的宣教士不是“出缺”（vacant），便是“仍在途中”（En route）。顾纯修牧师（E. J. Cooper）在1902年内地会年会中的发言提到，教难前建立的27个宣教站中，现有的宣教士团队只能监管12个，另外15个完全顾不上。因此他发出“马其顿的呼声”，呼唤更多的工人回应神的呼召，前往百废待兴的山西禾场。[1]当那些亲身经历过教难折磨的山西老同工还在休养生息期间，一些新人默默地从各地奔赴三晋，承担起重建的重任。本期历史专栏汇合编译了1902年英伦版和北美版《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上众多返晋同工的报告。这些“宣教士记者”中，有“老山西”（如荣晃熙、罗幹臣），有从其他省份调派来的老同工（如赖教士），也有迎难而上的宣教新人（如王道昌）。通过这些背景各异、年龄悬殊、国籍不同的男女宣教士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今天的华人读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感受到百年前灾后重建过程中的种种挑战和难处。



晋西宣教站


隰州、大宁：荣晃熙教士（A. Orr-Ewing）来信[2]



走在从孝义到隰州（Si-chau）的路上，过去的回忆扑面而来。前半段路沿着河床，通常会有很多进出煤矿的运输队。其实孝义的矿场供应了太原平原大片地区的煤炭燃料。我们及时赶到一个繁忙的小市镇Tui-chu-yo吃午饭。虽然随行军官想护送我到夜间的宿头，但我还是请他就此告别返程。隰州的地方官已经打发人来迎接护送我走接下来两天的路程。他实在是格外客气。我们走的路翻山越岭，沿途鲜有人家，不过时不时会遇到一队队运送米袋的驴子和骡子。晚上，我们在Shihk’ou-tzu留宿。有一位老信徒在这里迎见我们。他的妻子被义和团杀了。他们说她：“传福音太热心了，我们不得不要了她的命。”她的丈夫因为年纪老迈，他们就放过了他。有一家三口，都死在义和团手下，就连小孩子也未能幸免于难。



图一：荣晃熙教士与孩子的合影[3]



抵达隰州



当地人看上去比我以前走访这里时更贫穷了。我们大概是下午2点抵达隰州的。我们在河岸边用茶时，地方官全体出动，站立待命。我被引进白守贞夫妇（Peat）[4]生前所住的房子，有关我的老同工和他家人的回忆一一涌上心头。屋内徒有四壁，几乎所有的家什都被偷走，地方官只找回了寥寥几样。这个小城位于群岭中心，周遭地区发生过可怕的迫害。约有八十名天主教友和我们自己的信徒惨遭屠戮。父母逃命而去，留守家中的孩子也被杀害，而外面的传闻都说义和团不会碰妇孺。



当地没有一个会友为了保命消灾而从官长那里买“牌”（token），主在这事上得了荣耀。我从未听到过一位中国官员，像李老爷（Li-lao-yeh）赞赏郭善义（Kwo-shan-I音译）那样高度评价一位中国信徒的。他对郭弟兄的生活和言行赞不绝口，一个识字不及一箩筐的人，对基督的教导有如此深的领悟，并在行事为人上紧紧遵循基督教的原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令他更为诧异的是，虽然此人的两个女儿都惨遭毒手，但他既不索要偿命的抚恤金，也不要求惩办凶手。李老爷告诫他说：“如果你既不收偿命之钱，又不追究行凶之人，从中国人的角度而言，这件案子仍是悬而未决，实在让人无法交代。”最后，我力劝郭弟兄接受一小笔钱。主绝未忘记他。他们家很多年没有添丁了，但是今年他的太太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家庭，在12岁的聪明爱主的独子被害后，又得了一个男婴。当地信徒的损失赔偿，都已由郭先生谈妥了，这些信徒所接受的，当然少于我觉得他们可以提出的更公平的金额。



种种迹象显明，白教士在隰州一带服事的那些年中大大被神使用，这个地方曾是特别坚硬的禾场；在过去那些年间，工人们很少看到劳作的果效，但是近年来，被带进教会的那些人，显然是非常委身的基督徒。不仅如此，很多当地信徒领袖都提到了我们的弟兄（白教士）在讲道和解经中给他们的属灵帮助和教导。



抵达大宁



8月20日那天，我们启程前往大宁（Ta-ning）。离城数里（li）之地，一群本地信徒已在等候我们，在他们中间我认出了张知本牧师（Pastor Chang）。暮色中，我们抵达城东，小镇上的官吏和乡绅都已在等候。见礼问安之后，我被引入武官的住处，为了款待我，这里刚刚打扫一新。第二天，我回拜了各级官长，事后张牧师和其他信徒带着我去看了几处适合安葬殉道者遗骨的选地。



我也看到了城西庙里停放的棺材，女宣教士们[5]殉道前夜便是被义和团拳民囚禁在此。此后我又去到河边，也就是她们在天亮前死在仇敌手下的地方。这样宁静的乡间小镇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墓地的选址殊为不易。我们最终决定选在东区的一块田地，似应出于主的引导：一位热忱的姐妹恳请我们把女宣教士们葬在她家的视野之内，而现在的墓地就是在那个方向。张牧师希望坟墓能有15尺（18英尺）深。虽然在我看来没有必要，但我没有反对他的要求。令我惊讶的是，掘地的时候，没有挖出一块石头。我不得不聆听很多关于迫害、悲伤、苦难和丧亲之痛的故事。值得记入史册的是，服事女宣教士们的中国仆人，至死忠心。义和团拳民费了不少时日搜寻女宣教士们的踪迹而不得，但是抓到了为她们送饭回来的少年。他们以死威胁，逼他说出她们的藏身之处，但他坚决不肯泄露。他们进一步催逼他，只要他肯说就放了他。发现一切威逼利诱都没有用之后，拳民便取了这个勇敢少年的性命。



那些救助白守贞教士一家人的故事也值得一述。白教士一家不得不躲在大宁一带的山区。[6]当他们在近15英里之外的山间避难时，王执事（Wang）承接送饭一事。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所有的供给都必须在夜间递送。漆黑的夜幕下，在没有路径的山间穿行绝非易事，但是一两位忠心的当地信徒竟如此坚持了一个月。王执事同村的乡邻，怀疑他在帮助外国人，三次招来义和团民，向他敲诈钱财，硬说他有一大笔白银。在这人身上，主无疑应验了圣经中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罗12:19）不久以后，这位乡邻的头长满脓疮，现在已几乎失明了。



我和张牧师多次交谈，让我们大为悲哀和遗憾的是，他买了一块“背教牌”[7]，而且还是在义和团对他的性命不再产生威胁之后很久才做的决定。他与父母官保持对话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大错。这位大人不断地劝导他买一块牌，说：“巡抚大人的公告如此说，只有你们和教会断绝关系，我才能保护你们。如果你这个做头的都拒绝这样做，我怎么才能说服其他人呢？”在软弱的那一刻，他屈服了。也有其他人学了他的样，但是后来，他又劝阻很多人不要走那一步。在我们见面之前，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的严重性，因为他的心并没有背离主，只是将之视为度过眼前困境的权宜之计（expediency）。当他意识到，他其实是否认了主，便满心悲痛。教会中其他重要的会友也是如此。当地信徒的损失还没有得到赔偿，他们中很多人的房屋被焚，财物被盗，地方官审查了各家的清单，核准了赔偿金额。有些亏损之物，虽被算为合乎情理的赔偿范畴，他们却已决定放弃索赔。我们觉得，既然政府已经提出补偿损失，他们把赔款拿来修整居所，置买家具，也是理所应当的。养家之人被害的家庭，理应接受一些抚恤金；或是有人被打伤，或致残，以至于不能再养家糊口，也可以接受一定的补偿。



图二：宣道会档案所存背教牌[8]



墓地一挖好，安葬礼准备就绪，我们就定了下葬之日。因为这是个小镇，我们决定步行，由地方官护送尸骨走遍全城，来到东门。我们也有极佳的机会宣讲有关主恩典的福音，听众中无疑有些人是去年舞刀弄棍敌对我们的。我忘记提到，这里的宣教站被洗劫一空，部分受到摧毁，虽然熟悉的窑洞还在。也许我应该说，朱牧师（Ch’u）在义和团找到他家前，逃到了山上，他在一个靠近水源的山洞里住了一段时间，靠他背上山的小米存活下来。



隰州：韩兰芳姑娘（Miss Maud Hancock）来信[9]



走了很久的山路，我们到达此地，受到百姓的欢迎。信徒们在听到我们到达的消息之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村子里出来迎接我们。他们在义和团和官吏的手中受了许多苦。我记不得具体的数据，但有些人因此而舍命。该省这一带的迫害者急于从基督徒那里谋财，甚于杀害他们。大部分活着回来的人都是付了赎金的——有时候是不信主的亲属，或是信徒族中的首领出面打点的，所以按照中国的传统，信徒除了顺从好心人善意的安排之外，别无他法。提起这类钱，都以为是用在偶像崇拜上，教会的仇敌以此为证，扬言所有这些“耶稣教的人”已经懊悔不该忽略偶像。很多基督徒了解之后，都为自己接受这样的释放条件而悔恨不已。他们现在来，忏悔自己对主的不忠。那天，有位从大宁来忏悔的亲爱弟兄，他所说的故事最为感人。他离家为藏匿的白守贞教士一家送粮送水期间，拳民到他的村里，他的亲戚和长辈出面代他敲定了一笔赎金。他回到家里，发现木已成舟，当时他觉得无法放弃自己的自由身，尤其他知道躲祸逃命同工们的藏身处的秘密，而且他也想不出其他可以信任之人，能代替自己在夜间为他们送粮送水。后来，当白家殉道之后，这个人觉得自己对基督不忠，便走了三十英里，在第一时间赶去向主的百姓忏悔。



该省这一带的教会会友收到的保书，没有叛教的内容，只是单纯地说明，持证人有官方的保护不受拳民的伤害。每张保书花费两千钱，所以只是向他们榨取钱财的手段而已。收到这些证书之后，迫害仍一如既往。我知道，在该省其他地区，这类保书的用辞不同，确实带有叛教的意味。



你们一定会想和我们一起享受在此的第一个主日。上周六，住得较远的人开始抵达，当他们看到我们，并知道能再次定期参加崇拜时，是何等喜乐啊。周日，我们都在5点起床，早饭前主持了第一个祷告会。自那时起，人们陆续进来。所有人都很快乐，虽然有些人含着泪。一位老妇人走了八英里，带着她在教难爆发之初，从胡秀英姑娘（Miss Hurn）[10]手里拿走代为保管的一个小金属钟。她如此保管了两年。她看不懂钟上的时间，但她一直上发条，保证钟能计时，因为钟的滴嗒声好像是在和她唠嗑，让她回想起胡姑娘说过的话。在定期聚会之前，礼拜堂已满——不是好奇的听众，而是真正热忱参加崇拜的人。第二个主日也是如此。我们住在白守贞教士一家生前住的地方，两年前他们从这里逃出去，到山间避难。因为有租客住着，拳民们没有毁坏这个房子。他们毁坏了一些白家的私人物品，但屋里还有很多东西是他们的。荣教士之前来的时候，和房东谈妥了，请了一位看管房产的人。我们在此服事和生活期间，不断有人提起那些殉道的朋友们。有个房间里放着一个婴儿摇篮，另一个房间放着他们的饭桌，一本翻得很旧的圣经和许多其他物品都让我们想起这段歌词：“亲戚货财可舍，渺小浮生可丧，他虽残杀我身，主道依然兴旺，上主国度永久长。”[11]



河津：吉长庆教士（Robert Gillies）来信[12]



由沪入晋用了八周时间，搭蒸汽船走了650英里，改乘中国船走了600英里，抬在轿上翻山越岭走了200英里，坐木车（cart）[13]又走了110英里——我们在12月26日晚上抵达这里（河津，Ho-tsin）。抵达之后，地方官为我们尽心举办了一场公开接风，甚至打发他的官轿来接我妻子进衙门去见他的女眷。



这里的宣教院，按照内地会不接受该省差会产业赔偿的协议，还没有被整修过，看上去惨不忍睹，好在仔细检查下来，造成的损害只涉及木结构和屋顶，砖结构部分的建筑几乎没有受损。



总体而言，我们发现信徒都在迫害期间站立得稳，如果有些人犯了错，或判断有误，若考虑到当时所有的情形，谁又能深责他们呢？我们在此没有发现非常严重的倒退。有一大群人欢迎我们到来，包括时不时来参加聚会的人，也有对我们的教导感兴趣，却没有特别认同我们的人。



当地人说起那些在此劳作并殉道的宣教同工[14]，着实敬重，有时甚至很感伤。从各方面我们都听到有关此地良好周全的事工的见证和实证。戒烟所方面的善工尤其如此。大部分信徒都曾是瘾君子，这一带很多人都是在这里从抽鸦片的恶习中得释放的，他们也都保留着在戒烟所等待医治时接受基督教教导的回忆。



在如何重启这一善工一事上，我们仍在等候主的引导。我对此毫无经验，但因为不断收到申请，所以近期内为这些病人提供帮助便显得很重要。



我想请你们带着祷告的心来了解一两个特殊案例：这里有一位生意兴隆的业主（shopkeeper），对真理有完全的了解，并定期来教会。他显然真的对福音感兴趣，但不知如何放弃鸦片生意带来的厚利。他处于这种灵魂不安的情况已有时日，不断地流泪祷告，求神赐能力来打破他的罪，但目前为止，他仍没有能力去行他认定是对的事。当母国的教会中常有不愿放弃酒类和鸦片贸易所获利润的会友时，我们便不难理解一个来自祖祖辈辈都浸淫在异教文化中的人在这一点上改邪归正的困难度。



还有一位衣着入时的富有书生经常来教会，他对基督教教导的认知很丰富。他的继母则热心地事奉偶像，提到基督教的任何事都让她受不了。我们的这位慕道友花了大价钱收集了大量基督教和西式教育的著述，但在教难期间被全数查抄焚毁。他自然因与宣教站的关系而大受牵连，但奇怪的是，也有很多反对他的指控，有人认为他的行为极其值得质疑。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帮助他。



还有我们的一个福音支站——山间一个有十二个窑洞的村子。全村只有七十人，定期守主日，废除了祖先崇拜和偶像崇拜，每日聚集敬拜主，全村都服在福音的影响力之下。我和太太每个月分别在不同的日子走访这个村，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在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在此扎实地建立教会。另外，不时有人表示对福音感兴趣，在此不能一一列出。好在我们在此采取对外敞开门户的方法，恳请你们为此祷告，为我们代求，在见证基督的良机之下充分获得所需的力量。



下周是中国新年，节期之后，我们的男校将重新开学。现任的先生是位快乐的小个子，但他的学问实在有限。会友们倾向于聘请一位热忱的信徒做先生，胜于学问更好但不够热心的人。



要做的事很多。很多村庄和家庭邀请我们去造访，服事的机会比比皆是。我们需要力量、能力，语言上更清晰的表达，有能力以智慧和审慎处理中国处境下的特殊事务。我们需要爱的力量，属灵的能力，和极大的恩典，使我们的事工得有长久的果效。各位愿不愿意在这些事上继续用祷告来帮助我们呢？



吉州：简为政教士（Alfred Jennings）来信[15]



也许上个月最重要的事便是我们的天父赐下充沛雨水的恩典。有些人很难相信，万里无云的晴空不能带来喜乐，但是在这片土地上（吉州，Kih-Chau）[16]，当一天又一天所需的雨水迟迟不来，秋收庄稼的前景越来越渺茫，人人都恳切地举目望天，为一点点下雨的迹象而欣喜。这就是我们今年夏天的情形。在7月初的两周内，我们的思绪被带到1900年动乱前发生的那些求雨队伍上。这些队伍由一些男子和男孩组成，身上装扮着绿色的树枝，一边吟唱着，一边敲锣打鼓放鞭炮，不断地匍匐拜倒、用头磕地。其中两人抬着一张桌子，桌上陈列着一份向天公乞雨的祈文和一束焚香。我们所住城镇的南门已经关闭了几周，因为百姓们认为引起干旱的肇因来自南方。播种的最后期限将近时，人们变得更为恳切。在求雨队之外，店铺门口还陈列了挂着求雨祈文的树干和树枝。地方官拜访了几处庙宇，降尊纡贵，从官轿中出来一路走回住处。我们也频频聚会，特别为雨水祷告。7月6日那个周日，我们和大宁、隰州及其他宣教站联合，特别为此祷告。并在接下来那周每天晨昏两次都举行同样的祷告会。7月16日周三，我们醒来发现天在下雨，让我们大喜的是，这雨一下就是20小时。自那以后，不断有丰沛的阵雨，间隔着赤日降下。现在从各方面看，都会有好收成，除非是暴晒程度较高的地区，天气变冷之前庄稼还未成熟。城里人为了表示感恩，居然为偶像连演了九天的社戏[17]。戏台吸引了周边乡间的很多村民，他们在场间休息的时候顺便来看看洋人。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其中一些人平时很难接触到。社戏收场之后，百姓开始为下地干活作准备，来看我们的人就因此少了。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以从鸦片毒性中拯救出一个可怜人：一个年轻妇女和丈夫的兄弟争执之后，两天不进食，再吞食了鸦片，但马上又后悔了，便告示了丈夫，丈夫向我们求药，成功地救了她的命。



最近我走访了离此20英里的一个福音支站，乡宁县（Hisiang-ning Hsien）。那里有一位当地人负责的礼拜堂，还有几名信徒，但目前他们情况不佳。这是撒但在1900年未能通过迫害造成什么伤害的地方之一，现在却因着会友之间嫉妒和不睦的感觉而阻碍了事工。令人难过的是，那些神通过苦难和折磨赋予尊荣的人，现在成为仇敌手中孕育纷争的工具。



晋东宣教站


余吾、潞城：罗幹臣教士（Dugald Lawson）的报告[18]



1月1日来信[19]



我们于12月27日安全抵达余吾（Ü-ü），身体与灵命皆健壮。长途跋涉之后回到家中，殊为感恩。一路上，百姓看上去都很友善，官员们对我们多方关照，提供护卫，有的地方还加以款待。



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各种损失的赔款，人人都对我们赞赏有加，但是罗马天主教因在各方面压榨百姓，故臭名昭著，无论官民皆对之满口怨言。



约有一百名信徒，周六才听到我们前来的消息，周日便来参加敬拜。他们衷心热忱地欢迎我们，就是那些媳妇和姑娘们也拉着我的袖子，大胆表达对我们归来的喜悦之情，让我们深受感动，尤其是我。无论走到哪里，即便是不信主的人看到我回来也很高兴，表示出极大的友善。我们的不少物品都被送回来了，我有理由相信，其他人也很有可能把家里原属于宣教站的东西送回来。



有八位会友过世。一场斑疹伤寒的时疫在当地夺去多人的性命。旱情仍然严重，除非马上下雪，不然势必地产微薄。去年（1901年）此地获得丰收，但是因为米谷都不得不送到平阳府和其他灾情严重的地区，粮价仍是平常年份的双倍。



1月21日来信[20]



简直难以相信，我身处的这个省份中，曾有那么多人舍命，神的平安奇妙地通过主耶稣基督在人心中安营扎寨。



我刚刚踏进该省时便深深感到，神已将对这里百姓更深的爱，充满了我的心（我一直是真心热爱他们的）。我也相信神将大大使用我和王道昌弟兄（Urguhart）[21]带领很多人到基督面前来。请你们向神祷告，让我们成为信徒们的一大祝福。哦，让我们更加以耶稣的心为心。



这里的教会决定重建礼拜堂，建材都准备好了。迄今为止，教会在村里买下的15棵树被砍倒了。信徒们想把原来的墙推倒，只留窗框，清洗砖头，为春季动工的匠人安排妥当。他们自带干粮，为主作工。



一切都很平静，百姓也极其友善，我应该说，我们比教难前更安全。下雪的希望渺茫，天气暖和得像是阳春三月！



春季来信[22]



这里教会的状况，和山西大部分地区其他教会的情形相仿。在潞城（Lu-cheng）[23]，除了三名信徒对基督保持了持久的忠心之外，其他人都领了“背教票”。这里的地方官虽然没有签发“背教票”，大部分信徒为了免死保命，在乡绅的要求下，一度重拜偶像。没有参加拜偶像的会友，则向庙宇或向义和团交钱，消财免灾，做出妥协。教会中的妇女无需面对这些试探，也没有转去拜偶像，但除了一人以外，都重新缠起了小脚，虽然在拳乱之后、我们回来之前，又重新放了脚。然而，否认基督的很多人，事后皆痛悔不已，他们的悔恨一定是真的，因为当地方官事后打发人收集那些仍想跟随基督之人的名字时，虽然当时风传自称信主的人会被处死，他们却都上报了姓名。



有一个人，最初背教之后，被带进衙门，当地方官问他是否还信耶稣，他说：“我不得不信基督，即便大老爷把我打死，我仍要信祂，跟随祂。”因这句话，他被活活打死，尸体被剖开，心被剜出，在衙门口高悬示众。这个地方官，于许春江医生（Dr. Hewett）[24]入狱时在位，降级后押往L’ai-tien fu下监，在狱中服毒自尽，死后被斩首。那些以背教行为置身于教会之外的信徒，必须表现出悔改的全然印证，才会被重新接受入会。事工已被重新组织起来，主日崇拜和每月的聚会已在主要城镇和一些乡村礼拜堂重新开始，但我还没有采取任何步骤重建教会的团契[25]，不过说快也快，因为很多人非常难过，极其悔恨。[26]主在多人的心中作了大工，不少人因而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真心悔罪。我的祷告是，求神不仅重建他们与祂之间的联合[27]，也能通过他们的被重建，孕育出临到多人的祝福。



当我们想起，那些抛弃和否认基督的门徒们不正是那些事后被祂使用，使福音传遍天下的门徒时，岂非大有安慰，满心鼓舞？我们难道不该祷告并期盼祂，使那些曾否认祂名的人，成为他们同胞蒙福的渠道？哦，愿圣灵被浇灌在这些教会之上，在这个省份所有的教会之上。近来，我们有极佳的机会，在这个地区不同处的集市上布道。围观听道的人数比以前更多，看到我们还能回到他们中间，并像以前一样大胆地布道，他们非常惊讶。我们因一些当地信徒的自发的帮助和见证而大为欢欣，为他们热忱而精炼的见证而赞美神。听众中有些人曾经见过他们否认基督的样子，有些信徒流着泪告诉我，当着他们的面作见证实在不容易。



我们的礼拜堂正在重建，所有的费用都由当地信徒承担，从赔偿金里以十一奉献的方式专款专用，金额如下：



潞城：160.40两；余吾：604.68两；潞安府：589.25两；合计：1810.28两。



潞城和余吾两地的教会，共有13名会友丧生。



我们这里下过大雪，近来该地区多处也下了雨，当地百姓得以为秋收的庄稼播种。请祷告，让属灵的祝福如沛雨从天而降，所播之种或可长出不少果实。“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赛55:10-11）



秋季来信[28]



7月6日，我们欢喜地接受28名前会友重新入会，以我们的判断，他们都深深悔悟，以谦卑的灵追寻服事主。也有其他一些人报上名来，有可能在下个月的聚会中，被重新接纳入会。但是还有很多人，哎，那些远离主的人，仍然住在罪中，只凭眼见而行，这样的情形伤透了我们的心。我确信，发给信徒的赔偿金，对他们灵命的害处，比义和团运动对他们肉身的伤害还大。很多的恶，如贪婪、骄傲、纷争、仇恨、不和、抽鸦片、看戏、赌博、与不信者通婚，凡此种种，以前教会罕见的事，已经在他们中间蔓延开来。我请求你们为那些迷失歧路的人，献上热忱合一的祷告，愿他们尽早回转归向主，也求圣灵大大浇灌，唯有通过圣灵，这些恶事才会被除却。



这里的礼拜堂以753两白银的造价重建完工了——余吾：504.78两；潞城：248.17两——都是由当地信徒承担的，他们将赔偿金的十分之一献出来用在建堂之上。



我们的住处，和妇孺事工的房间也都已完工，但是我们还需要给王教士预备一套住房，以及开展弟兄事工的场所，需银500两（63英镑）。相信我们有能力在春天动工开建。在长时间的监管督工结束之后，难得享受眼下这段宣教站里没有工人进出的日子。



罗师母再次加入我的事工，受到了当地信徒，尤其是妇女们的热烈欢迎，为再次有她在她们中间而高兴。因为我们希望在秋天开展戒烟所的事工，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的代祷，神将大大祝福冬天的事工，重建故态复萌之人，拯救宝贵的灵魂。雨水充沛，庄稼长势喜人，从各方面来看都会迎来丰收。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祂。”（诗107:31）



晋中宣教站


平遥：米乐生师母（Mrs. W. B. Milsum）来信[29]



抵达平遥（P’ing-yao），意味着漫长的旅途得以结束，大家都满心欢喜。我们走到湖北樊城（Fan-ch’eng）时，路线有所改变，本来下一站是老河口（Lao-ho-k’eo），但我们从那里改乘骡车，直穿河南到山西的运城（Yun-ch’eng），那是Mr. Hahne的宣教站。我们的护行者Mr. Blom负责周到。我们一行共11人：Mr. & Mrs. Hahne和他们的三个孩子，Blom，费尔廉（Witt）[30]， Stalhammer先生，以及我们一家三口——非常快乐的一群人。我们用絮了棉花的帘布把骡车尽量修整得舒适，这些厚帘子在把尘土挡在车外方面，功不可没。这样的尘土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有些路段的泥泞几乎陷没了我们的车轮。我们的行李是堆在前后两头，我们的容身之地只有中间留出的那一小片。我和丈夫并肩而坐，Doris坐在我们的脚上。这样挤成一团动弹不得，反倒是保护我们免得磕碰颠簸得太厉害。我们实在是被颠得够呛。回头看时，简直难以相信我们怎么走过来的。当知道以后多半不用再走这条路了，大家颇为庆幸。



我们由一队官兵护送，人人都觉得这是可取的安排，因为我们穿过的正是发生过教难的地区，也是第一批从这条路线返回宣教站的人。我们前来的信息从一城传到下一城，结果便是一路上都有人接风洗尘。我记得一共吃了14顿宴席，好几次是在官衙中接受接待，有时则是被请进最好的客栈，门口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到山西的第一个晚上，当地鸣炮致意。所有这一切对一群风尘仆仆、疲惫不堪、旅途劳顿的宣教士而言都是闹剧。总体而言，百姓还算友善，但又非常好奇，当我们的九辆骡车组成的行列慢慢穿越四乡八镇时，成千上万的百姓挨挨挤挤地凑上来看我们是谁，来此作甚。他们站到屋顶，爬上树梢和墙头向车里张望，你会感到，稍有差池便会酿成暴乱。有时候，我们的车队在人群中难以挪动，这种时候，我们便非常庆幸有官兵随行。经过某一村时，当地人说我们的行李箱装满了珍宝。有三天时间，我们都在盗贼出没的地区赶路。那时，我们有三十名官兵护卫。有一个村子据说特别可怖，全村住的都是拦路抢劫的强盗。大家认为最明智的办法便是让绅士们勇敢地走过去，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就这样我们经过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看到河南省巨大的需要，我们极为心痛。马不停蹄地连着走了三周，一天都没有逗留，却只遇见毕斐然先生（Mr. Bevis）[31]这一位宣教士。这个省份人口稠密，每隔几里就有市镇村庄，却没有人来告诉他们救恩之道。我想应该会有其他人马上回来主持宣教站，但即便如此，岂不只是杯水车薪？此行让我们为求更多的工人频频祷告。看到这些无人引导、生命中没有基督的可怜百姓，我们何其心痛！



一路上只遭遇一两次意外。有一辆车过河时陷在泥泞中，必须要挖出来，其中一根车轴断了两次，耽搁了半天时间。横跨黄河也非常惊险，因为两边都是极险的陡峭河岸。水位很低，我们攀上爬下走的都是觉得不可能过得去的路径。在黄河北岸，我们必须为每辆车配14头骡子才能拉到岸上，感觉上像是被绳索吊上去一样——车轮几乎碰不到地面。更糟的是，我们的车根本就对不上车辙。因为山西一带的车辙比河南省的要宽。拉到河堤之上后，我们不得不先到一个客栈歇脚，给所有的车换新轴。



全程先后要过三大山隘关口，到达运城前的那个山关最困难。如果你们能想象九辆车从只比车略宽一点的狭窄螺旋形阶梯上下来，台阶尤其不平，两边都是高耸垂直的岩石，便能理解这段路的艰难了。下山花了五小时，每次碰到凸起之物都以为车会被撞成碎片。但是主安全地把我们带下山，当所有人毫发无伤地走到平地时，我们觉得必须高歌一曲“三一颂”。



我们也经过了白家夫妇和三个孩子，饶姑娘（Miss Dobson）[32]和胡姑娘被害的地方。当抵达平阳时，你可以想象我们得知傅约翰先生（Mr. Falls）[33]会来接我们时，何等高兴。李鸿懿先生（Lyons）[34]住进了能高仁师母（Mrs. Ogen）在山西逃难时住过的屋子，能先生就是在这屋里过世的。[35]我相信这里原是卫理森医生（Dr. Wilson）的医院。[36]暴徒们归还了几样物品。睹物思人，想到那些既有爱心、又有忠心的人在此舍命，不禁令人悲从中来。我们在洪洞（即陆义全夫妇[37]的宣教站）住了一个周日。这里的宣教站被彻底拆毁了——只剩断墙残垣。陆家的房子刚建成，义和团之乱就爆发了。我们此行住的地方原是差会学校的教室。



我们在平遥[38]受到同工和当地人极其亲热的欢迎，毋庸置疑，结束旅程也令人喜乐。我们非常喜欢这里的事工。要做的事太多了：这里的教会很大，会友住得很分散，近的在两英里之外，远的有23英里。周六，大家带着自己的口粮坐车而至，参加周日的崇拜，直到周一。周日是非常繁忙的一天，从早上10点一直忙到下午3点。10点时妇女都到我这里来，我教她们诗歌、经文等等，并一起开祷告会。她们中间颇有一些信心活泼的真信徒，受过很好的教导。男子们参加同样的聚会直到11点，那时我们便都汇集到礼拜堂参加大崇拜，直到下午1点。崇拜结束后的圣经班一直进行到下午2点或2点半。因为礼拜堂太小了，又有赈灾物资的分发，上周日的人多到我不得不把圣经班挪到院子里，崇拜期间约有七到八组不同的信徒在外面主持崇拜。我们到下午3点，甚至更晚才能吃上正餐，因为我们忙得充实，所以并不觉得晚。崇拜以这种形式举行是为了适应当地百姓。有些住得远的会友下午两点半结束后不久便要赶路回家了。



我们在此常常祷告求雨。在饥荒的威胁下，凡物皆贵。过去这一周每个人都忙着分发赈灾物资。约有三千人领到能吃一个月的小米。我们需要调查所有来领米的人家，这个过程非常花时间。听说即便现在也有人饿死，照这样下去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看到这样饥饿、焦灼的人群，却又不能帮到他们所有人，实在令人心痛如绞。



介休：王承诗姑娘（Miss Wilhelmine Watson）来信[39]



这周我都在外面造访山区的家庭。[40]那里住着一位信徒和好几家慕道友。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山民们看上去都很友善。在一个离此17英里的地方，村民们从未见过外国妇女，没有女宣教士到过那里。当地住着的一位慕道友，因他过去三年如一日的生活见证，现在人们愿意接待洋人了。此人大胆地向乡亲们传讲福音，有好几人开始感兴趣。从那里来的慕道友有一位是由他带来礼拜堂的。几年前，他戒了鸦片烟瘾，从此真心信主。我们希望今年秋天可以为他施洗。在1900年的动乱中他非常忠信，没有否认主。



晋南宣教站


平阳：赖教士（W. Percy Knight）来信[41]           



我们在华北的山西省已经住了两个月，多少开始适应与我们原本习惯的南方风物大不相同的风景和环境。南北差距实在太大，对我们而言很多方面像是到了一个新国家。取代白帆点点和现代蒸汽船交织的宽广河段的长江，乃是印有道道深辙，含沙量很高的狭窄“道路”，和骡子拖拉的没有弹簧的重型木车所发出的隆隆声和震动声。这种交通方式极有效地夺走了旅行的快乐，使之变成肉体的负担。山西境内赤地千里，树林稀疏，也和其他地区的肥沃富饶形成奇特的对比，植被覆盖率低当是降雨量少和随之而来的饥荒最大的肇因。



我们也注意到此地民众体貌的不同。整体而言，他们比华中和华南的人高大黝黑。他们的衣服大为简朴，粗粝的食物包括水煮的面片，小米和其他杂粮熬成的各种粥。饭菜很少见肉，全境只有区区几条河，也谈不到什么淡水鱼。从品格特性而言，华北人和华南诸省的人也不一样。他们更直爽开放，较少隐藏真实的意思，与待人接物比殷勤文雅、极为客套的南方人相比，更为“chili”或者“直”。总体来说，我们会很喜欢我们的新家。住在这个短短两年前得由神的众多中西圣徒的殉道血增光添彩的省份，乃是殊荣。



我们离开自己的宣教站平阳（P’ ing-yang）[42]，向西南走了三天路程，到了一个叫T’ang-ch’eng的小山村上躲避平原上的炎热。随行有一位老师，可以花很多时间与他探究中国经典著作中的深奥哲理。我们所住的当地人造的大房子，是差会几年前购买下来的。我们脚下，也就是这套房子所建的悬崖脚下，坐落着一个小乡村——曾是一个颇为富庶的地方，现已被鸦片快速摧毁了，这一带种了大片的罂粟。一眼望去，能看到一小片平原，然后就能看到树木葱茸的起伏山脉。在看惯平阳光秃秃的小沙丘，烈日下枯黄贫瘠、目力所及颗粒无收的农田之后，这些绿色植被格外赏心悦目。白日很热，但晚上可吹到凉风。粮食的供给极其有限，我们基本靠洋商的货铺度日。眼下我们在谈一头山羊的价钱，希望能弄到一些羊肉。鸡和蛋还是蛮多的。这里的山上到处都是雉鸡和野兔，但是当地人不怎么捕杀它们。



你们可能会很有兴趣听到，1900年席卷山西全省可怕的迫害风暴之后平阳教会的情况以及事工概况。一方面，当地信徒的退缩造成困难，另一方面很多人的坚定忠实带来鼓励，光明和黑暗交织，喜乐和悲哀并存，因此很难展现出一幅面面俱到的图画。想象一下，目前诸务的现状：教会的登记和档案全部销毁，很多聚会场所只剩一堆废墟，最优秀的一些信徒死了，到处百废待兴、杂乱无章。在这样的关口，面对的特殊困难和问题，让驻晋宣教同工们很难理清思路。虽然很多人很遗憾地在教难期间从地方官手里接受了“背教票”，以否认信仰来保全性命，但判断此事时，必须记得很多信徒只是把领票视作迫害期间的一个漏洞，规避锋芒而已，内心仍对神保持真心，并在事后再度公开宣告他们是基督的跟随者。



容我满心喜乐和感恩地转向故事的另一面——即那些坚定忠实地忍耐迫害，在很多情况下以至于死的当地会友。我们不断听到这段动荡时期的种种情形。诗歌本和新约圣经被藏到椽子上、井底下，埋在土中，以及其他地方，免得被义和团拳民掠走。平阳地区有13位会友被带到一座小庙，前额被刻上十字架。在一个叫Hsi-mi的福音支站，会友中有一位可亲的老人给我看他腹部结疤的刀伤，另一位六十上下的老妇人，双手因严刑拷打而失去四根手指，还有一位韩师母（Mrs. Han），她的手也被打到连手掌都张不开了。尽管发生了这些不幸，事工仍然在继续发展，我们有诸般的理由期待，这个省份会蒙受甘霖般的祝福，由付出宝贵生命如此代价来浇灌的土地，定会产出更大的丰收。大家希望到了秋季，可以在不同的中心举办大型聚会，让信徒们济济一堂，彼此造就，教会得以在山西重新建立。我们不会急于成事，教会被筛的时间，筛除不配成分的同时，也在洁净和增强那些全心全意和真心实意的信徒们。



至于现在快速临到的饥荒，无疑百姓们将大大受苦，今年冬天很多年老体弱之人会饿死。当地人说在平阳一带已有六年没有下过大雨了。粮食的价钱已是平常的三倍，且随着雨季将尽仍无雨水，而不断上涨。官员和百姓都进庙向偶像求雨，但一无所获。井水枯干，供水也成大问题。伤寒和饥馑热（famine fever）[43]肆虐。我听说有一位官员，家里一度有五个人同时因伤寒病倒。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疾病是致命的，而且耕作和营养不良又使他们很容易得病。目前山西还算安靖，官民皆都友善。听不到“洋鬼子”、“外国狗”之类的叫法便是一种明证。人人处处都以最友善的态度相待。当务之急是有工人能重新进入这些开放的门户，督管这些支离破碎的宣教站，并继续推动事工。



译者感言


庚子教案期间，山西成了重灾区，中西同工人数锐减，短短几个月摧毁了四分之一世纪（1875–1900）的积累。庚子教难前，山西曾是内地会第二大禾场（仅次于浙江），福音事工以集市布道、礼拜堂布道、鸦片戒烟所事工三种方式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教会牧养方面，培训、惩戒有条不紊地进行，尤有特色的是颇具规模的乡镇联合退修会，将散居各地的信徒聚在一起，探讨圣工，深造灵命。各地区的教牧同工每季度开一次大会，探讨常规教牧事务，保持与宣教主站的联络，并执行划一的治理。在1899年平阳府举行的晋南宣教区年会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所讨论的议题不仅是灵修、布道，也涉及“基督徒的家庭和婚姻责任”、“为教会自主而努力”等本土化议题。[44]福音开始深入并支配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宣教士所建立的中国教会也开始“努力自养”，进一步“本土化”。这一建造基督身体的进程被庚子教难粗暴打断，令人扼腕。从本期宣教士的信件中可以看到，他们和当地信徒期待并已经开始一步步恢复这些原有的事工。但是，山西教会重建，其难点不仅在于在中国地区常见的迷信、刚硬、多疑、排外之中开展事工，更是在于处理重创之后的牺牲、背叛、苦难和伤害等因素。重建过程中的两大难题：一是人，二是钱。“人”的层面，已经殉道的信徒基本上可以盖棺定论，相对比较好处理。但幸存者中的问题则较为复杂，有人坚持信仰，也有人彻底放弃，甚至局势和平后，也不愿再进教会。更多的信徒则介于两者之间。回到山西各地的宣教士发现，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有信徒，甚至教牧领袖（如张牧师），为了保命消灾而买“背教牌”。由于中西文化差异，人心世态复杂，宣教士对“背教牌”本质的判断也不尽相同：有人可以接受这只是权宜之计，另一些人则全面审视买牌时的处境，包括所签保书的内容。[45]在教难的风暴中，也折射出晚清社会对基督徒的标志的界定。譬如，是否缠足并非基要真理，但既然放脚是教会女性的标志，重新缠足便成了背教者表决心的外在行为。对何为“背弃信仰”的界定，势必影响到何为“重新入会”的标准。失足者的重建，对教会眼下的洁净和未来的发展极其重要，就好像一个血肉模糊的伤员，必须要清洗伤口，去脓消毒，才能敷药包扎，逐渐康复。今天的教会若失去了对纪律的惩戒，便也失去了保持全团洁净的防线。



中国处境对金钱的解读，也给宣教士和山西信徒出了难题。义和团迫害信徒很大的一个动机是敲诈钱财，无论是扣押信徒，还是贩卖保书和背教牌，目的无非是索要赎金。但在支付这些赎金的同时，等于默认了买命背教。甚至也有不少人在押期间，由亲族代付赎金，代为“背教”，以至于他本人事后要澄清（如：大宁弟兄）。善后期间，有些信徒效法内地会，在宽恕中选择放弃赔偿金，但因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反而遭到误解，以为是耿耿于怀、不解宿怨的意思（如：郭善义）。深悉中国人情世故的荣教士反而要劝这样的信徒接受一小笔象征性的钱，表示此事已了，让官民放心。由于内地会放弃了对差会产业的索赔，教会重建几乎都要靠当地信徒白手起家。经过数年的旱灾和饥荒，山西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中国信徒的抚恤金经过严格核算考查，原本就不宽裕，但他们仍愿以此十一奉献，作为建堂而用，可谓是在赤贫中操练事奉主。另一方面，罗幹臣和简为政都观察到，比灾荒和迫害更可怕的，反而是抚恤金对灵命的损害。在非常时期能共患难的众肢体，在和平时期反而滋生出恶习和纷争。



好几位宣教士都在信中为中国信徒辩护，不忍深责他们在极端情形下的艰难抉择，反而指出英美母国的信徒团体对种种不良行为的姑息（如吉长庆）。罗教士更是提醒读者，在使徒教会中，跌倒否认主和为主舍命的也曾是同一批人。同样的，我们今天也很容易美化一世纪的教会和建国三十年间的中国家庭教会。若是仔细审视史料和传记，“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便不难发现，很多“属灵的伟人”都有挣扎摇摆的时刻，软弱冷淡的时期，甚至否认主之后再重新回头归向主。透过宣教士相对客观的眼和笔，为我们留下了一百多年前山西教会的实情与真貌，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建设和门徒训练，只会更有帮助。



文中涉及到的很多问题，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化解纠正时，也势必在不违背信仰的前提下，拟定符合中国当时处境的方案。跨文化宣教的重要功课之一，便是如何有智慧地在不断变化的各民族和各地区特殊的事工处境（ministry context）中，传讲并活出不变的福音信息。



从这些方面来看，庚子教难虽然给山西教会带来刻骨铭心的创痛，但也极深地将福音烙刻于这片土地之上，无论是重建失足的信徒，还是宽恕仇敌、放弃赔偿，无不比和平时期更多彰显了与基督的联合。殉道的中西信徒，皆成为后来事奉者的榜样。好几位宣教同工的报告中都提到了殉道者事工的果效，在身后仍然发挥作用（尤其是白守贞教士）。殉道者的榜样、当地信徒的期盼和中国禾场的巨大需要，以及在苦难中更深认识基督的福音，是当年这些宣教同工们多重的激励，岂非也是我们今天奔走天路的驱动吗？



[1] “Address by Mr. E. J. Cooper,”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902, 75–77.

[2] “Affairs at Si-chau and Ta-ning, Shan-si: Extracts from Mr. A. Orr-Ewing’s diary,”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il 1902, 53–54. 荣晃熙（Archibald Orr-Ewing，1857–1930），苏格兰人，1886年匿名捐赠巨款，资助内地会在上海建成国际总部；后来更奉献自己成为宣教士，在山西太原、平遥和江西九江等地服事多年，至1921年退休。荣教士是教难后第一批重返山西的宣教士之一。详参：Marshall Broomhall, That Faithful and Wise Steward, London: CIM, 1930.

[3] 张陈一萍、戴绍曾，《唯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集》，（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5），84。该图片版权属海外基督使团所有，蒙允许使用，非经许可，不得自行转载。

[4] 白教士（William Graham Peat）1888年初抵华；先后在平遥和隰州事奉。1900年8月30日，白家全部殉道，白教士35岁，白师母46岁，长女Margretta不满八岁，幼女Mary Elizabeth 不满四岁。与他们一同在隰州服侍的饶姑娘（Edith Isobel Dobson）和胡秀英姑娘（Emma Georgiana Hurn）也同时殉道。

[5] 大宁有三位女宣教士殉道，包括一对亲姐妹：聂凤英姑娘（F. E. I. Nathan）和妹妹小聂姑娘（May Rose Nathan），以及澳洲籍同工郗秀贞姑娘（Eliza Mary Heaysman）。

[6] 1900年7月中，隰州城内发生暴乱。白教士一家和两名单身女宣教士一起逃出城外，在山间避难。二十多天后他们被义和团发现，又被县长救护，但最终在兵丁押解的路上被两名别处的拳民杀害。

[7] 官员统一印发的弃教声明，贴在信徒家门口，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护民之举，但声明内容确实是背弃基督教信仰的。英文称作recantation token或 recantation ticket，中文发音为：Pai-tsi。地区不同，名称略有出入。

[8] C&MA Archives,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 & Central China Mission of the C&MA Vol. I, 1888–1934, compiled by Paul Henry Bartel.

[9] “Tidings from the Provinces—Shan-si,”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Aug 1902, 103.韩姑娘（Anna Maud Hancock，1871？–？），美国人，1895加入内地会，服事到1909。

[10] 胡姑娘（Emma Georgiana Hurn），英国人，1898年赴华，派驻隰州，殉道时享年32岁。

[11] 这是诗歌“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God”（中译：《坚固保障》中的歌词，诗歌原作者是马丁•路德。）

[12] “The Re-occupation of Ho-tsin,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902, 59. 吉教士（Robert Gillies，1870–？），英国人，1898年加入内地会，一直服事到1945年。

[13] 当时乡间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没有弹簧的木车，通常由骡子拖拉。

[14] 三位曾驻河津的宣教士在1900年7月16日殉道：宓学诚夫妇（George & Isabella McConnell）及他们不到三岁的独子，还有金宝延姑娘（Sarah Ann King）。

[15] “Tidings from the Provinces – Shan-is,”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Nov 1902, 144; Dec 1902, 155. 简教士（Alfred Jennings，1871–1953），英国人，1897年加入内地会，服事到1945年。

[16] 教难前邢德烈教士（Mr. F. E. Shindler）和容有光教士（John Young）夫妇在吉州服事。教难中容教士夫妇殉道，殉道时容教士25岁，容师母28岁。

[17] 指在乡间进行的一种奉祀社神风俗的戏艺活动，带有酬神祈福、迎神赛会的意义。

[18] 罗幹臣（Dugald Lawson）1887年加入内地会首次赴华，为内地会在剑桥七杰赴华后招募的“一百士”（The Hundred）之一，先后有五个孩子在中国夭折。1900年，他搭乘义和团毁坏铁路之前最后一班火车抵达天津。1901年，他先孤身返回山西，妻儿随后加入。

[19] “Extracts from letters: from Ü-ü,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902, 70.

[20] “Extracts from letters: from Ü-ü, Shan-si, ”70.

[21] 王教士全名 David Urguhart (1867? –1935)，英国人，1900年加入内地会，服事到1928年。

[22] D. Lawson, “The Churches in South-East Shan-s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ug 1902, 105. 按刊登日期推算，写信时当为春季。

[23] 1899年秋在潞城服事多年的罗幹臣夫妇被差往余吾宣教站。1900年春顾纯修教士（E. J. Cooper）夫妇来到潞城，与胡姑娘（Mary Elizabeth Huston）、米姑娘（Hattie Jane Rice）一同服事。教难中两位姑娘和顾师母、顾家幼子在逃亡途中殉道。教难前盖落漥牧师（Rev. Archibald E. Glover）夫妇和姜玉贞姑娘（Miss Caroline Gates）在潞安服事，教难中盖师母和刚出生不久的幼女殉道。

[24] 许医生（Julius W. Hewett, M. R. C. S., L. R. C. P. 1866–1950），内地会宣教士医生，1894年赴华，在山西服事，庚子教难后重返中国，直到1915年。曾将庚子教难期间狱中经历写成In a Chinese Prison 小册子出版。

[25] 从当时的教会背景和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指接纳过去的会友重新入会，信徒相通。

[26] 此处的“团契”（fellowship）可能和我们今天对团契的理解不同，不一定是指小组活动，而是指信徒相通，相对于人与神之间的联合（communion）。

[27] “联合”一词原文为“communion”，同一单词也用于“圣餐”一词，当时的教会恪守领圣餐时需认罪悔改、自我省察的原则；有公开罪行的信徒因而会被停止守圣餐，因此也象征着与神的联合暂时中断。

[28] “Retrogression and Restoration at Yü-wü, Shan-si,”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 1902, 169.

[29] Mrs. W. B. Milsum, “En Route to P’ing-yao, Shan-si,”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Sep 1902, 111–12. 米师母（Mrs. Milsum，1866? –?），英国人，1899年加入内地会，服事到1928年。

[30] 费教士全名 Heinrich Witt (1872?－?)，德国人，1900－1906加入内地会，后转到内地会伙伴差会。

[31] 毕教士全名Edward Guy Bevis (1874? –1934)，美国人，1897年加入内地会，服事到1934年。

[32] 饶姑娘（Edith Isabel Dobson），英国护士，1895年抵华，在烟台芝罘内地会医院抢救甲午战争期间的海陆军人，1898年转往隰州，殉道时32岁。

[33] 傅教士全名John Falls（1873–1961），新西兰人，长老会友，1897年加入内地会，1903年与加拿大同工王承志（Wilhelmine Watson）成婚，服事到1926年，因战事滞留新西兰多年，抗战之后返回中国，直到1948年。

[34] 李教士全名Henry Lyons（1872？–1936），澳洲人，1898年加入内地会，服事到1928年。

[35] 能高仁夫妇（Mr. & Mrs. Peter Alfred Ogen）来自瑞典，在长城外工作了六年，1900年春转入内地会，在山西永宁（今中阳）开辟宣教站，7月中历经磨难，能牧师伤重不治，于10月15日在平阳离世，年仅26岁。垂危的幼子在师母照顾下逐渐康复，能家的遗腹女于同年12月初出生。

[36] 卫医生（William Millar Wilson）1891年9月自费赴华宣教，两年后加入内地会，在平阳从事医疗布道。1900年7月9日，在山西巡抚毓贤手下与妻子和幼儿一起殉道，年仅36岁。卫医生的家人收到噩耗后以德报怨，捐资兴建一家医院，中文名善胜医院（Wilson Memorial Hospital），取罗马书12:21“以善胜恶”之意。

[37] 陆教士（Albert Lutley，1864–1934），英国人，1887年赴华，教难爆发时任内地会晋南监督，逃难途中，长女Mary Adelaide 和幼女Edith相继夭折。

[38] 教难前索行仁牧师（Rev. Alex Reid Saunders）夫妇负责山西平遥宣教站13年之久，他们的两个女儿在教难中殉道。

[39] “Tidings from the Provinces – Shan-is,”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Nov 1902, 144. 王姑娘（Miss Wilhelmine Watson，1876？－？），加拿大人，1899年加入内地会，1903年和傅约翰教士成婚。

[40] 庚子教难前在介休（Kiai-hsiu）服事的是罗定登牧师（Anton Peter Lundgren）一家，在教难中殉道时，罗教士年30岁，罗师母31岁。

[41] Mr. W. Percy Knight，“Recent Tidings from Shan-si”,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Oct 1902, 124–25. 赖教士（W. Percy Knight，1871–1917），英国人，1892年加入内地会，在安徽服事多年，1902年结束述职，改派山西，1917年去世。

[42] 服事平阳教会的卫理森医生（Dr. William Millar Wilson）一家，以及艾瑞延姑娘（Annie Eldred）、东静延姑娘（Miss Elizabeth Burton）皆在教难中殉道。

[43] “饥馑热”，和伤寒一样，都是一种时症、瘟疫。

[44] 详见：<庚子教难前晋南教会风貌>，《教会》82，2020年6月，101–02。

[45] 相对而言，罗幹臣的态度较为严格，而吉长庆则较为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