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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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亦文



五月
“弟兄们……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帖撒罗尼迦后书3:1



内地会的属灵诀窍
早在正式成为宣教士之前，戴德生就清楚认识到，他到中国之后，就不能再依靠人的帮助。因此他离开英国前，便操练自己学会单凭祷告来感动人、推动人。而内地会的创立与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有力的见证：“她由祷告而诞生，以祷告滋养浇灌，至今仍月复一月地，仅因为神垂听我们由信心发出的祷告，而一直被托住。”[1]藉着祷告，微薄的十英镑成为中国内地会的第一笔奉献；藉着祷告，兰茂密尔团队成为近代史上同时出发的最大宣教团队；藉着祷告，发妻的早逝和四名儿女的夭折没有击垮戴德生；藉着祷告，病瘫在床的戴德生打开了九省福音之门……随着一期期《亿万华民》的报导，我们将见证短短几十年间，内地会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差会，成长为中国最有影响的西方差会的整个过程。出于信心的祷告与代祷始终是她的属灵秘诀。因此，五月号的《亿万华民》用大号字体印出四个英文单词：“Brethren, pray for us”，一方面纪念刚刚去世的尹先生，一方面再次提醒大后方的祷告大军积极作战。



数年前，尹先生将同一句经文的汉字写在一幅大卷轴上，请范明德转交西方教会：“我没有办法亲自前去请求大洋彼岸的主内弟兄姐妹，惟有将这节经文作为我写给他们的信。他们虽然不认识这些字，但至少让他们能看到这些字。请你代我们向他们宣读、解释，并呼吁请求，因我们是他们远方的弟兄。”[2]尹先生虽已安息主怀，但他的大字仍在对我们的眼与心说话。几乎所有在前线作战的宣教士，都在信中发出同样的呼求：“为我们祷告！”亿万华民，对他们而言，已不再是传说或虚文，他们天天看见他们，感受到他们的需求，并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太多的时候，宣教士的眼前是波涛汹涌的汪洋，两旁是峰峦起伏的大山小山，耳中听到的是不远处仇敌的战车火马。退缩，他们从未想过；站立得稳，又近乎不可能；他们当如何迈进？！惟有“为我们祷告”，因为惟有神的灵才能使瞎眼得看见，石心变肉心，紧闭的门得以打开，失丧的灵魂可以得救。[3]



流动售书员
五月号的《亿万华民》上转载了两篇浓缩的短文，其中一篇是原载于《中国邮报》（China Mail），由香港圣保罗学院的伦敦会欧德理[4]（Eitel）牧师所写，有关香港新教差会的报导，其中提到“内地会之父”：郭实腊。作为首位赴华宣教士马礼逊的同时代人，郭实腊于1843年继马礼逊之子马儒翰担任香港总督的中文秘书，并大力展开“福汉会”（Chinese Union）的事工，从1844年的21人飞速增加到1850年的1871人[5]：他以每月6元的工钱雇用中国信徒到内地派发福音单张和书册，这些派书传道员的人数曾一度达到366名。[6]但因入会者良莠不齐，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信仰工作，而成为专业的吃教者：他们一边拿工钱、领路费，一边把郭实腊分配的书册返销给印刷所，再由印刷所卖给郭实腊，同时伪造出一篇篇巡回布道日记或领人信主的假名单搪塞交账。加入福汉会的新宣教士一旦按郭实腊的设想深入内地、穿华服、习华语后，立刻发现了整个机构实际运作中的虚假。欧德理牧师沉痛地总结说：通过雇用“福音代理人”的速成法将中国福音化的梦想[7]绝不可取。今天，支持中国大陆福音事工的各样机构多么需要再次反省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智慧地运用人力和财力啊。



欧德理牧师提出，在华的宣教士应该“沉稳地投入教会和学校中从容而扎实的事工，坚定不移、热忱忠心地将基督徒教会生活建立在基督化家庭生活的坚实基础上，并相信在神预定的时间，本土教会将孕育出自己的教师和使者，为基督赢得中国。”[8]内地会可以说既防范了福汉会“误用奸民”的前车之鉴，又稳步实现了郭实腊“教会本土化”的理念。到了1876年，内地会只有27名派书传道员和6名售经妇女[9]，从人数上看，远远不能与福汉会全盛期相比，但事工的品质则远胜其上。这两期的《亿万华民》上正好提供了一个“个案”：



“派书传道员”的原文Colporteurs是古法语，本意为“流动摊贩”，宗教改革时期，这个词被用来特指那些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散发圣经和福音单张的人，故又译作“流动售书员”。南贵（Neng-Kwe）便是这样一个人。他原来是个编筐的手艺人，当两名溪口人信主成为传道人后，开始为自己的家乡迫切祷告，不久奉化教会的信徒便集资承担溪口支站的房租；欧亚大陆的另一头、伦敦西部某主日学的师生则捐助承担每月的薪水，使南贵得以成为一名全职的“流动售书员”。[10]一两年前，南贵一度病危，但是神挽回了他的生命。病愈后的他，虽然不能像以前那样长途跋涉，但仍继续在家乡附近通过“流动售书”来传讲福音。南贵的继子十二岁时信主，为了避免参加近乎偶像崇拜的祭祖仪式，便毫不作难地放弃对祖产的继承权。到了他十七岁和二十岁那两年，叔伯族长们多次劝说他浪子回头、遵从祖训。他虽然具有其他中国人一样尊敬长辈的美德，却始终没有屈从。去年，他被主接走，“承受天国的产业”去了。[11]失去这样一位不惜一切代价为主作见证的年轻人，无论对“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南贵而言，还是艰难成长的当地教会，都带来了难以言喻的悲伤。



妇女福音事工
五月号《亿万华民》转载的另一篇文章是“长老会联合差会报告”（United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Record）所登的一篇宣教日记，由苏格兰籍的威廉逊医师夫人（Mrs. Williamson）所记录。内地会选登这篇文章是为了引起西方教会对中国内地妇女之福音事工的重视。



威廉逊夫人此行，经过潍县、青州府和济南府等地，每经过一处，当丈夫和其他男同工向当地男子布道时，威夫人周遭总能围上一群妇孺，平均每天开出40张药方；但她所接触到的人流则远远超过此数，因为每个病人都有一到数名亲友陪伴他们来看病。一旦当地人发现威夫人能说和他们一样的语言，疑惑、猜忌便被信任所驱散。在青州停留时，每当威夫人在妇女中找出鸦片鬼时，大家都报以热忱的哄笑，她们告诉威夫人，全城一半的妇女都抽上了大烟，个个想戒而戒不了。求诊的病人中，很多人生了白内障，也有不少甲状腺肿大，当地人称“鹰嗉”。妇女们都希望威夫人能多呆几天，也有很多人邀请她到家里做客。[12]



青州在古代是《禹贡》“九州岛”之一，当威夫人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上时，想到自己是千百年来进入该城的第一名西方妇女，想到自己正行走在给异教诸神焚香上供的众多祭坛之间，想到从没有一个基督徒妇女在这里告诉过她的东方姐妹，基督已经为她们一次献上了挽回祭，想到拿破仑在埃及对他的军队所说的“四十个世纪的历史正凝视着你们”，想到此时自己正在天父的眼目注视之下、被云彩般的见证人所包围，百感交集的威夫人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占据着一个历史性的位分：“啊，苏格兰的基督徒女同胞们，想一想在异教土地上的外邦姐妹们。女人占全人类一半的人口，因此需要与男性同样数目的女性投入宣教工场，尤其在中国这样只有妇女才能完全、有力地教导妇女的国家。你们所差遣的宣教士在极为不利的情势下工作，只有极少数人能像圣保罗那样说起‘在福音中同工的妇女’。想一想你们自己的教会生活，如果摒除妇女的事奉，将会如何？受过医学训练的妇女在这里将会有无限的工作机会，还有那些善于与各种年龄段的人沟通的人。”威夫人觉得她在各处遇见的妇女都极讨人喜爱，易于打交道，如果有合适的女宣教士在她们中间事奉，必将结实百倍。[13]



“我知道那些困难，我知道与家乡所爱之人分离的痛苦，我知道也为主的事工而经历过极度的困顿疲乏，”但是我们能以此为借口而忽略二亿中国妇女的灵魂吗？何况我们所得的平安与喜乐超越了这一切。马可福音第10章29-30节的应许是真实的：我们若为主和福音受逼迫，必能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14]



安徽的“新现象”
无论是耕耘多年的浙江省也好，还是开辟未久的安徽省，新老宣教士们频频发现一个鼓舞人心的现象：今日的福音工场已与几年前大不相同，因为巡回布道和流动售书员的关系，很多人已经接触过福音，传道人面临的挑战不复是鸡同鸭讲，而是如何回应慕道者提出的各种问题。五月号《亿万华民》中鲍康宁的报告便提供了有力的明证——



因为有“安庆教案”的往事，三年一科的乡试再度来临之际，地方官不得不劝说传教士们在秋闱期间“守株待兔”，停止露天布道。虽然一时不能走上街头，福音堂却仍敞开大门，每天都由宣教士和当地传道人轮流布道。府城的机会少了，12月21日，金辅仁便带领新来的同工贾美仁到17里外一个只有几家小茶馆的小乡镇布道。“我们当为这类也许只能被称为‘小机会’的机会向神祈求同样的恩典，才能正当地利用神给我们的大机会。”[15]在小事上忠心的仆人，神才会使用他做大事。



同一时期，鲍康宁和九江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的宣教士们一起去了一次芜湖，几乎中途经过的每个支站都有些慕道友引起他的注意：当他们停泊在去往铜陵县的河道时，邻船上的船家请鲍康宁过船去叙谈。此人在汉口多次听道，正为信仰之事左右为难：他完全相信福音是真理，但又面对无法守主日的实际难处。“您看，假如我送一两位客官上路——他们当然是不信福音的——就不可能不在主日摇船赶路。再说，要是我停靠的是个没有礼拜堂的小地方怎么办？”鲍康宁颇为同情船家的难处，便引导他看哥林多后书8章12节，“人若有愿作的心，必蒙悦纳”，并告诉他礼拜堂不是敬拜神的关键。在明月清风中，两人畅谈如何以“心灵和诚实”敬拜造宇宙的主。[16]



离开铜陵县，一行人来到土桥镇，聚集的人群中有一位吴先生心中有很多疑问。因为天色已晚，鲍康宁便请他明天一早上船详谈。这位吴先生自两年前从大通的前传道人吴成三（Wu Cheng-tsan）那里听到福音，就从未停止思想此事。如同当年的犹太人，他急于知道他需要“做什么”才能成就神的工？鲍康宁向他解释，我们之所以得到救恩，不是因为自己做工，而是因为相信神所做的工。吴先生是一家小铺子的掌柜，两个兄弟都是读书人，自己也识不少字，于是鲍康宁留下很多小册子给他，并约好一个月后再见面。[17]



吴先生的饥渴慕义足以使宣教士们欢喜快乐，目的地芜湖却还有更令人振奋的消息等着他们：安徽民间奉行一种佛教的流派（sien-tien），自给自足，吃斋弘法，吸引了一批既不认同净土宗之偶像崇拜，也不满足于儒家思想之理性主义的信徒。侯先生便是庐州的教派领袖，受侯先生影响，郎先生也开始长年吃素，并准备正式出家为僧，正在这时，他听到了福音。长话短说，去年，郎先生接受了洗礼，带着福音书册回家后，并没有把他的灯藏在斗下，当侯先生听到他已违誓背教，不再吃斋，自然极力反对，但不久之后，他自己也开始慕道。为了更多地了解真理，侯先生走了两天的路找到芜湖的福音堂，又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向当地传道人谭先生仔细请教。他已在鲍康宁一行到达前一天，心满意足地回家了。侯先生不仅自己接受了耶稣，并决定把“好消息”告诉所有因他而误入歧途的人。他甚至说，如果他有能力供养自己，他愿意将自己的余生都为传扬福音而摆上。无庸置疑，这个消息大大激励了鲍康宁，这只是将来更大之事的滥觞。[18]



六月
香港与内地


6月号的《亿万华民》继续转载欧德理牧师《香港基督教新教差会》一文：香港众教会共有2200名当地信徒，其中近1500人按时领圣餐，另有563名中国儿童在基督教的体系下受教育。也许有人会问，开埠以来33年的耕耘，25名宣教士常住香港，每年成千上万的宣教经费消耗于此，周遭数十万之众传福音的对象，却仅为基督赢得区区2200人，这些人在亿万华民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19]欧德理牧师既不逃避这样的质询，也未夸大数字搪塞，更不因开荒之艰难而气馁，他在这2200人中看到了未来的丰收：“神知道我并不是指着各差会的成就夸口。我完全了解，作为宣教士我们是何等软弱；我也完全了解，我们的当地信徒中有多少不足，但我们越软弱，越能显出我们工作果效之奇妙。同样的，当地信徒虽然在基督徒品格上有种种不足，但我非常自信地认为，香港任何一个本土教会都不逊色于一般的欧美教会，不是从人数上说，而是就基督徒的热忱和信仰生活而言。”[20]



欧德理牧师不仅对郭实腊的宣教尝试做出了中允评价，对香港其他差会的成败也直言不讳。不论是伦敦会的理雅各博士（Dr. Legge）[21]，还是圣公会的施美夫主教（Bishop Smith）[22]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招收不信主的中国男孩，供养他们，使他们衣食无忧，从英国招募一流的教师给他们英国式的基督化教育，然后指望他们毕业后能出去做谦卑舍己的传道人，或成为本土教会忠实的牧师；这和“福汉会”系统一样是不切实际的梦想[23]。这种失败的必然性，自基督教东传之初就已露出端倪：第一位华人传道人梁发的儿子梁进德，经过西教士数十年的精心栽培，仍然无法摆脱世界的诱惑，先受聘为林则徐、耆英的译员，后担任警察署、海关等处的职务，面对每月50元的高薪，便再也无意效仿乃父，当一个月薪仅12元的传道人。[24]这些历史遗憾，在留学热、出国热和物质主义化的今天，对支持中国大陆宣教事工的诸福音机构，仍有警示借鉴的作用。不过，马礼逊和米怜的失败成就了英华书院，理雅各博士的失败成就了香港中央书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25]，而施美夫主教的失败成就了拔萃书室（Diocesan School）[26]。三者都是香港最早的初中级教育机构的佼佼者。



欧德理牧师总结说：“我们不是在收割或收获，我们只是在播种与栽培。感谢神，有越来越多的华人信徒愿意分担这些工作，不仅从金钱上，也从人力上。”欧德理牧师于1876年所摄的这幅香港教会的快照，可以说是几十年后中国内地很多城镇的属灵蓝图：少数宣教士带领一小群本土基督徒装备、操练，为要赢得全地的一大群。



温州的流言
1875年12月6日，曹雅直写道：今年是他最开心最满足的一年；明年2月5日，将是他到达中国的十周年，在这十年里，“他对我与我所爱的真是极其良善与慈爱”[27]。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在这最开心的一年和这充满神恩典的十年里，曹雅直都经历了些什么——



“我听说我的名字被送进了衙门。几个铸私钱的不法分子被官府抓去，招供说我在其中捞了不少好处，现在全城都闹得沸沸扬扬了。这种‘供词’大大阻碍了事工的发展。”从岁首到年终，这类那类的流言从未间断过：不久前，一家钱庄被抢，居然有人说是洋人下的令。接着，又有谣传说洋人预言南门一带会降大灾。很多人家吓得搬走了，到了所说的那个晚上，城里到处都是求神拜佛以求消灾免祸的人。接着几处着火，又有流言说这灾与洋人有关，因为他曾预言东西城门之间的民宅都会烧光。因为天主教传教士经常包揽词讼，民众很容易把这种印象套在所有外国人身上。如果哪里发生命案、抢劫，抓不到凶犯，很多人就会说他们躲在洋人家里，所以地方官不敢去搜捕。[28]



曹雅直又举了一个实例：“某个主日下午，我在证道时看了几次表，有人私下打听我从口袋里掏出来的是什么，我又为什么老看它。别人就回答说这是一个骗人的妖器，看着它我就能知道有多少人、被我骗到何等程度。当足够的人被骗到一定的程度，我便停止讲道。我当时并不知道此事，要到很久以后下乡时才听到铺天盖地这样的传说。”[29]



在流言蜚语的包围下，女校的招生当然快不起来。尤其是得知洋人拒绝为女孩缠脚，做父母的宁愿女儿们挨饿受冻，也不肯让她们长成受过教育的“大脚婆娘”。尽管如此，曹雅直仍乐于以他“独脚番人”的身份吸引人信主。过去几周，他每天都在礼拜堂的书店“守株待兔”，为要见到秋收后，各乡各镇进城办事的人。这些人走在温州府城的街上，看到一个‘番人’坐在屋里，总是会进来看一看。曹雅直借此机会向他们传讲耶稣，很多人临走都会带几本福音小册子回家，多年来，很多人进来听到福音，也愿意进一步慕道，却不再有另一个机会。虽然多年来始终没有足够的同工可以负责跟进的工作，曹雅直仍会记下其中最有希望的几个人的姓名地址，安排人去拜访他们。“带人信耶稣，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目标、祷告的目标、期盼的目标。如果我们在这事上失败了，我们的人生就全然失败；如果我们在这事上得胜了，我们的人生就全然得胜。”[30]



因着这样的信念，在种种逼迫、患难和挫败中，曹雅直仍可以自得其乐：“我最大的乐趣之一，便是在月圆之日，和当地人坐在院子里，仰面向天拉家常，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这样子的赏心乐事，在英国是无人知味的。”[31]诚如欧德理牧师所言，十九世纪下的宣教士们不是在收割，而是在播种，但神的同在并不因此而减弱。



武昌胡裁缝
继洗衣妇王妈之后，祝名扬又在武昌为三人施洗，其中有一位姓胡的裁缝。他在葛店一带有不少亲友，当祝名扬和姚传道下乡布道时，他主动相伴，并安排大家住在他亲戚家里。但是葛店之行并不顺利。证道开始没多久，人群中就起了骚动，很快，在谩骂和推挤中，祝名扬等人所靠的那堵屋墙开始坍塌，三人只能夺路冲出重围，向地方官求救。那位官员年纪较轻，人也很友善，并请三人住在家里。祝名扬婉言谢绝，仍回到客栈住宿。两小时后，那位少年官带人前来探视，当见到一个洋人竟住在那等简陋的客房，深感意外。祝名扬借机告诉他，基督徒的快乐并非取决于外表的舒适，而是建立在神的慈爱和救恩之上，以及对永生的盼望。[32]



第二天，为了听到更多的福音，胡裁缝的两位亲戚加入了布道团。他们随走随传，走到一个小村子，巧遇一位别处会友的妻子：陈氏。她曾在镇江教会申请过洗礼，但因为对教义所知太少而未被接受。碍于礼法，祝名扬无法当着众人的面和陈氏私谈，只能请胡裁缝问她。事后，胡裁缝告诉祝名扬：“我觉得她心里相信，但口里还不敢承认。”传道人的意外出现，无疑增强了陈氏的信心。她很快烧出一桌饭菜，盛情招待大家。[33]



最终，祝名扬一行来到了胡裁缝的家乡，那是个小村子，村民大多姓胡。胡裁缝站在两百多族人面前，毫不以福音为耻，放胆为基督作见证。当然有很多乡人反对他，因为他“忘了祖宗”。晚饭后，众人聚集在一间小土屋里准备晚祷，忽然听到几个村民跑去拜火神。原来，有人听到母鸡发出公鸡般的啼叫，他们说，母鸡打鸣，一定会惹动火神的怒气，若不献祭让神灵息怒，必会降火烧屋……[34]



葛店之行看似一无所获，但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像福音书所记载的，有劣土也有好土。到了下一期的《亿万华民》上，我们就能在巴子成的日记中看到：“2月17日，三名男子受洗了，他们都来自离武昌30英里外的小村子，是那位新近信主的裁缝的乡邻……”，一个月后，“今早又有4人之多受洗了，其中一位渔夫来自30英里外的小村子，是那位裁缝的同乡”。[35]因着一个人的得救，整个村子都蒙了大福。和全国各地一样，武昌教会不是在收割，而只是在播种，但播种者也能预尝到收割者的喜悦。



宁海教会
《走访我们的宣教站》系列，一月一期已经连载到了第六期。虽未标明作者姓名，但从行文和口吻来推测，非戴德生莫属。这期的《亿万华民》引介的是宁海福音站，宁海教会成立于1868年1月。1869年，第一位信徒石太太受洗，后来成了售经妇女。1869年到1872年，又有11个人归入主的名下；临近的西店也有十多人接受了耶稣。[36]走进城门的时候，正好有人出殡。随行的当地信徒一边让路，一边感慨道：“咳，如果福音今天才临到此城，对这个可怜的人来说就太晚了。”是啊，然而对于成千上万随时会死去的中国人来说，福音还是来得不够快。[37]宣教士在中国大地传福音，就好像在和死神赛跑。



聚会之后，会众仍坐着不散。啊，原来他们期待今晚能有一次“宣教报告大会”：浙北众福音站的事工进展如何？新宣教士到宁海扎根长住的可能性有多大？很难想象，这些心地单纯、信主不久的乡民们，不仅对中国各地的消息饶有兴致，也热心了解宣教士母国的新闻。他们想知道“穆先生”和“桑先生”近况如何。有一位老人还特别在祷告中，求神大大使用这两位洋弟兄，让他们可以带领更多人信主、并愿意到中国宣教。这两人会是谁呢？宣教士中可没有姓“穆”和姓“桑”的。—— 啊，原来这是他们给“慕迪”（D. L. Moody）和“桑基”（Ira D. Sankey）[38]两位布道家起的中国名字！有人甚至希望这两位布道家的事工可以蒙福到一个地步、英国得救的人数多到一个地步，鸦片贸易会被取消。[39]不知当年《亿万华民》的英国读者看到此处，会作何感想。一百多年之后，当英美教会逐渐萎缩，华人教会逐渐壮大之际，我们更应该效仿当年的宁海教会，虽然缺乏经验，虽然所知不多，仍愿为西方教会和传道人摆上切实的祷告。



杭州旧事
很明显，《亿万华民》汇报远东宣教的近况，既为了数算主恩，也为了激励西方听福音听出“属灵抗体”的教会人士。福珍妮在“给年轻人”专栏中又和小读者们回忆了一件杭州往事：杭州时期的内地会总部位于新街弄一号，跻身于民宅与店铺之间，左近还有一家兵工厂和私塾。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士农工商安居乐业 …… 突然，传来惊天动地般的巨响—— 原来是兵工厂的火药库爆炸了，五十多人当场丧命，还有很多人重伤不治，生不如死。目睹这幕惨剧的福珍妮感慨万千：与福音堂比邻而居，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曾听过福音，却没有立刻接受。他们便这样与救恩擦肩而过，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但对大部分杭州人而言，这件意外很快就过去了。今天，他们仍像挪亚的世代那样吃喝嫁娶，若无其事地在罪中讨生活，仿佛有无数个明天在等着他们，却不知自己随时会堕入罪的坟墓。你们——福珍妮同时代的英文读者，和这篇译文的中文读者——你们听福音的次数远远超过晚清的杭州人，你们是否比他们更能明白箴言中的警告：“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40]







[1] 转引自张陈一萍、戴绍曾等编译：《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册》，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5年，第178页。

[2] 引自“Brethren, pray for us”, China’s Millions,British Edition, Vol.1875-1876, May 1876, p.135。

[3] 同上。

[4] 欧德理（Ernest Johann Eitel, 1838 – 1908），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1862年抵港，曾任香港政府视学员。

[5] 引自张琳：“早期来华传教士的典型代表——郭士立篇”，《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该数据转引自（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

[6] 工钱的数字和传道员的数字都引自同期“The Protestant missions at Hong-Kong”, p.132。

[7] 同上，第133页。

[8] 同上。

[9] 数字引自同期“Missionaries, native pastors, and other native helpe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p.134。

[10] 引自“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 IV – Fung-hwa”,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Apr 1876, Vol.1875-1876, p.128。

[11] 引自“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 V – Fung-hwa to Si-tien”,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May 1876, Vol.1875-1876, p.139。

[12] 引自同期“Woman’s work in China – Extracts from Mrs. Williamson’s Journal of a visit north of Chefoo”, pp.137-138。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引自同期“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p.142。

[16] 引自同期“Evangelistic work in Gan-Hwuy Province”, p. 136。

[17] 同上，第136-137页。

[18] 同上，第137页。

[19] 引自“The Protestant Missions of Hong-kong”,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6, Vol.1875-1876, p.150。

[20] 同上，第152页。

[21]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伦敦会传教士、香港双语教育体制的创始人，后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所交往的中国人士包括黄宽、黄胜、王韬、洪仁玕等。

[22] 施美夫（George Smith，1815年6月19日-1871年12月14日），1844-1864年间任香港圣公会首任会督（主教），亦是香港的首任教育部门长官，及多家由教会开办学校的校长，被誉为香港现代教育的先驱。

[23] “The Protestant Missions of Hong-kong”, p.150.   

[24] 有关梁进德的资料参考苏精：《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年）一书中“林则徐的翻译梁进德：马礼逊施洗的信徒二”一章。

[25] 香港中央书院于1862年成立，1889年更名为维多利亚书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再度更名为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一直沿用至今。该书院为香港历史上最早的官立中学，也是香港著名的男子中学，中文校训是“勤有功”，拉丁文校训则是“Labor Omnia Vincit”。人才辈出，孙中山、霍英东等皆曾在此就读。

[26] 全称为The Diocesan Native Training School，为拔萃男书院和女书院的前身。

[27] 引自同期“Difficulties of Missionary work”, p.146。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第146页。

[32] 引自同期“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from Mr. Judd, of Wu-ch’ang”, p.153。

[33] 同上，第153-154页。

[34] 同上，第154页。

[35] 引自“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p.170, July 1876, Vol.1875-1876,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36] 引自“A 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 VI. Si-tien to Ning-hai”,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June 1876, Vol.1875-1876, p.144。

[37] 同上，第144页。

[38] 桑基于（1840年8月28日出生在苏格兰的爱丁堡——1908年8月13日），1857年移民美国，大约30岁左右开始与慕迪同工，成为著名的福音歌手，人称“美以美会的甜歌星”（The Sweet Singer of Methodism）。

[39] “A 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 VI. Si-tien to Ning-hai”, p.144.

[40] 引自同期“The Sudden Summons”, 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