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六）

shiyi18

2013年11月号（总第44期）, 期刊 一八七六年的中国内地会（六）已关闭评论

文/亦文


十一月


一个典型的中国主日


如果今天有人问起，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信徒如何做礼拜？主日敬拜的程序为何？唱什么圣诗？也许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来。幸好，11月号的《亿万华民》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史料——在《造访我们的宣教站》专栏里，戴德生的笔尖已将读者的视线带到台州，共度主日：



清晨的好天气，给我们带来高出席率的期望。但愿公义之阳照耀在我们心中，一如今日的自然之阳照在自然之面。早餐和简短的英语圣餐一结束，我们便发现大部分当地信徒已经来到楼下，等候公开崇拜前的圣经学习了。你会发现，来人中很多可以参与轮流读经，而各人考虑成熟的回答也表明他们的心思常被真理充满。这些处于英国教会主日学和查经班之间的聚会，在建造信徒方面大有助益……一首短歌之后，两位当地信徒用简明的祷告结束了这一楔子性的聚会。大家进入礼拜堂，开始正式的主日敬拜。礼拜堂里已有不少人聚集。左邻右舍听到打铃声，也走进来加入崇拜。[1]



第一首圣诗出自“英国圣诗之父”以撒·瓦兹（Issac Watts）[2]之笔，当时所用的中文歌名和歌词已经失佚，英文首句歌词为“Not all the blood of beasts”[3]。这首圣歌之后，是读经的时间，领会者解释了祷告的本质，并指出上帝无形的存在，以便初来乍到的人也能明白基督徒聚会的意义。与西方教会的传统相反，中国教会习惯于坐下唱歌，站起祷告。公祷之后的第二首圣诗是“流血之泉歌”（There is a fountain filled with blood），[4]一篇针对较成熟信徒的证道之后，回应诗歌是查理·卫斯理的著名赞美诗“灵友歌”（Jesus, lover of my soul）[5]，用短祷结束正式聚会之后，那些渴望进一步慕道的人可以留下来作个别交通，传道人也往往邀请他们饭后再来参加下午的敬拜，并发一本福音小册或福音书给那些住得比较远却特别感兴趣的人。那些住在附近的人则被告知某几天下午可以来教堂买更多的福音书册。[6]



下午的敬拜与上午相仿，聚会结束后还有一个较“隐秘”的查经班：普通不识字的信徒看的是罗马拼音化的圣经，而这个查经班主要针对能看懂方块字的“文化人士”。晚饭之后，西教士们又和当地信徒一起聚集，纪念主至死不渝的大爱，圣餐礼往往与祷告会同时进行，所有的信徒，不论男女老少都会参加。这个充实而喜乐的主日敬拜到此才算正式结束。[7]



和百年前中国教会“守安息圣日”的精神相比，我们今天的聚会往往显得过于仓促。有的教会为了适应这个忙碌的时代，甚至试图把整个敬拜程序压缩在一小时内，证道成了短讲，主日学成了空文。历史提出的挑战沉默而惊人：若是在那个没有休假制度的时代，尚有那么多普通的中国人愿意把整整一天花费在圣殿中享受主的同在；在双休日制普及的今天，我们是否觉得花半天时间来敬拜主还嫌浪费呢？



从仙居到黄岩
戴德生要带读者去的下一站是仙居，台州到仙居有30英里之遥，一路要多次横渡灵江，江面宽度有时达到200英尺。渡河的工具时而是船舶连成的浮桥，时而是渡船。沿途经过一个叫白水洋的大镇，镇上有家不错的客栈，因为来往的内地会宣教士常在这里歇脚，店家早已“见怪不怪”。[8]



仙居顾名思义，乃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风光壮丽独特，集“奇、险、清、幽”于一体，汇“峰、瀑、溪、林”于一地。难怪清初翰林潘耒到此一游之后赞道：“天台幽深，雁荡奇崛，仙居兼而有之。”然而，神仙脚下的人却不认识真神，内地会与仙居最早的接触始于鱼爱德（Charles Fishe）于1870年的初访，但迟至1874年1月这里才开辟了永久性的福音站。整整一年下来，只有一人接受洗礼，但是驻守此地的两位本土信徒并不气馁，深信耐心耕耘必在不久的将来带来丰盛的收获。[9]



在中国江浙一带十几年的“实战”经验，使戴德生积累了丰富的内地旅行的安全常识，他对潮汐和瘴疠的知识甚至超过了某些“闭门不问窗外事”的中国文人。比如，他知道有河流的地方，坐船是最舒适、最方便、最经济也是最隐蔽的旅行方式，尤其对西方妇女而言。而陆地旅行则可随走随传，适合巡回布道。旅行便易之处，往往人口密集、市集繁茂。一个好的街头布道家，可以在任何一个赶集的日子，在任何一个沿江的市镇，像中国乡镇间常见的流动拍卖商那样聚集一大群听众。[10]离开仙居前往黄岩时，他又考虑到被誉为仙居母亲河的永安溪沿途有40多条支流自南北两侧汇入，虽然水流之强增加了逆水行舟的困难，但如果他们不在退潮时沿着永安溪逆流东下，赶到该溪主流与出自黄岩的支流汇合处，就会延误12个小时。对船家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微薄的船钱无法补偿长达半天的耽搁。[11]



一口气赶到河岔口，“行动有时，安静有时”，现在该是泊船休息、吃饭聚会的时间了。永安溪上讨生活的船夫们平生第一次听到了主耶稣呼召四个加利利船夫的故事。暮霭四散，星月初升，潮水拍岸的声音告诉戴德生，又到了顺水行舟的时候了。在露天的船舱外仰望星空尚属无碍，在陆地则极其危险，因为沼泽地的瘴气一入夜就会四处弥漫，而本来就已水土不服的西方人，常常在不知不觉时便感染了疟疾……[12]



天国的联军
8月29日，内地会的支持者和举荐人史密斯先生（T. B. Smithies）邀请了内地会的宣教士和很多其他朋友，到他的私宅举行晚餐会。饭后，卫斯理公会主席麦考利牧师（Rev. Alexander McAulay）[13]在露天的大帐篷里发表了一场演说。早在十年前，住在东伦敦的麦牧师就结识了戴德生和他的兰茂密尔团队，在“近距离”观察过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属灵气质后，他发现这群人中的每一位都具有很深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具备到任何一片土地做宣教士所需要的特质。内地会在第一个十年内的成就已完全证实了他当初的预见。固然，神呼召他们去的是最高难度的地方，但是“如果他们并非为基督付出太多，我们中间有些人恐怕应该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太少”。不论是中国腹地，还是伦敦街头，我们都应该可以说：“是神把我放在此地。神在此地有工作托付于我。我在被置之地随时待命：我愿执行他所吩咐的任务。”[14]无论是19世纪末，还是21世纪初，只要主还没有再来，这个世界就需要宣教士。虽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能去海外宣教，但神却给每个人一个宣教工场，都市宣教、职场宣教甚至厨房宣教，都能领人归主。



虽然身为卫斯理公会的主席，麦牧师却毫不保留地呼吁教会在宣教事工上合一：“如果一个人成了全世界所有教会的会员，却不是基督里面的成员，又有什么益处呢？”[15]麦牧师将新教各大宗派比作英国军队的各军团：浸礼会友好比冷泉卫队[16]，长老会友好比高地军团[17]，英国国教会友好比皇家卫队，循道会响动最大，可以算炮兵团。当这些军团在滑铁卢战役中联合成一支大军，将是何等可观啊！既然英国国防部可以在英克曼战役[18]中混合各地军团，基督的精兵为何不能如此混合？[19]



麦牧师深知宣教士也是血肉之躯，远征之际也有难以割舍的亲情和友谊：“因为神把中国的负担放在我们心头，但我们爱中国更多并不意味着我们爱英国更少。”与此同时，麦牧师也听到了宣教士那晚发出的使徒般的心声：“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死在那里，我们死在中国又有何妨呢？我们在争战中倒下又有何妨呢？”[20]



最后，麦牧师与这些视死如归的福音勇士一一赠别，他握着路惠理的手所说的话尤其感人：“路惠理先生，你即将离开我们，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们不会忘记你的分享。我们坚信你将看到更多偶像被丢弃——啊，在其中一些地方，他们将被完全废除。因为，如果我们理解得不错的话，神要在我们这世代行大有荣耀的事。我深信神会带你回来——也许要过一段时间——并更丰足地宣告神如何与你同在。在此期间，主与你同在。我们不会忘记你，也请你为我们代祷。”[21]



抵达八莫


索乐道的旅行笔记“从仰光到八莫”的连载，到了11月号的《亿万华民》，已近尾声。经过二十余日的航行，他们于1875年10月初抵达此行的目的地：八莫。八莫位于伊洛瓦底江上游与太平江汇合口附近的东岸，也是伊洛瓦底江航运的终点。与八莫隔江相望的光新，即元明时代所称的“江头城”；中国史书所称的“老官屯”，也就是八莫附近一个叫“光东”的小镇。八莫距中国陇川97公里，距瑞丽138公里，距盈江131公里，是中缅两国的陆路交通枢纽。



当年的八莫是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远处是起伏不平的丛林，近处是一些缅寺和民居。河上游朝北乃是英国政府代表库克上尉（Captain Cooke）的住宅。而用烧成灰石色的泥砖和砖瓦建成的中国庙，则是当地最雄伟的建筑。全城南北长1英里半，东西则只有四分之一英里宽。小城西面临河，其余三面用木栅栏围起，并设有大木门。这些所谓的“城墙”年久失修，公牛可以从多处轻易穿过。[22]



船靠岸之时，岸上早已像别处一样，围拢了一群男女老少。其中华人的比例很高，也有一些外表粗野的卡可人、缅甸人和掸族人。索乐道写下他当时的感想：“这将是我们未来的会众。愿神赐给我们忍耐、爱心和能力，使我们得以在他们中间生活和工作。”[23]



当地的缅甸官员收到了国王有关优待宣教士的御函，很快接见了他们。在他们找到适合建造宣教站的土地前，地方官建议他们住在“兹亚特”（zayat）里。兹亚特是缅甸乡村的一种普通建筑，常用来做客旅的栖身之处或僧侣的静修处，有时村中长老们也用来聚集议事。修建兹亚特在缅甸被视作“积功德”的善举，其建造比一般的房舍更经济耐久。自从1818年宣教士贾德森(Adoniram Judson)自造了一座兹亚特后，其他的宣教士也开始采用这种居所。



索乐道等人最终入住的兹亚特,是一座长方形的木屋，对着大路的那面有八扇木窗，用铁钩和铁圈从上梁吊下。这些木窗可以象活板一样伸缩收展，用竹竿撑开。房子的另三面则是开有小窗的木墙。不幸的是，屋顶渗漏，到处滴水，以至于找不到可以写字的地方。[24]物质环境的简陋之外，还有人文环境的恶劣——“络绎不绝的人不请自来，随意翻开我们的东西，参观我们吃饭。就在我写这封信的当儿，八到九个身穿黄色长袍的人，遮住我的光线，大大影响了我的书写。但是我并未不礼貌地要求他们离开。”[25]



距这篇笔记写成的日子，1875年10月5日，索乐道和范明德已经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一年零一个月。在这一年多时间，他们迎来了新同工Harvey医生；获知了马嘉理事件的结局与烟台条约的签订；经历了“虎口余生”的奇妙保守；在小诊所里救助了无数当地的病人；同时也因为亲眼目睹当地人空虚绝望的人生，而对最初的宣教使命产生了更大的负担。



十二月


一个凋萎的生命
《亿万华民》通常有一个栏目，专门刊登著名牧师的证道辞和发言稿，但是12月号的《亿》刊，也是1876年最后一期《亿》刊上同一栏目内，发表的却是一个署名“凋萎的生命”的无名作者写给编者和读者的信“未曾回应的呼召”，副题为“挽歌和呼吁”：



当高学海和路惠理前往曼彻斯特分享他们的宣教经验时，听众席上的一位中年人被深深打动，并引起他对年轻时代的扎心回忆——二十年前，他归正信主，生命焕然一新。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心中产生了出国宣教的强烈愿望，使他一度日夜不安、寝食俱废。虽然父母姊妹都在精神上予以极大的支持，但身为一个贫困大家庭的独子，他深知家中没有能力供养他读神学、置行装。教会的人也知道他的情况，却没有任何人重视他的需要。于是，他的恳求与热心在无望中逐渐熄灭、逝去，他亦在追求世界中变得健忘、冷漠。二十年的岁月随风而去，直到18个月前，在慕迪和桑基的布道会中，他再次被神的灵唤醒，回到基督的怀抱，并意识到自己所浪掷的岁月在神面前是何等可怕的空白——为耶稣赢得宝贵灵魂的黄金机会已一去不复返。[26]



即使今天读这封信，我们仍能感受到作者深沉的痛苦：“如果在我早年的属灵危机中，听到像今天中国内地会对年轻人发出的邀请的话，我就不必这样被自责和懊悔折磨至今。如果我今天不是一个对家庭负有责任的丈夫和父亲，如果我的离开不会对任何人造成伤害的话，尽管已步入人生下半场，我仍愿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余生献给那片广袤的土地。”[27]固然现在，他已不能亲赴战场，但作为一个“凋萎的生命”，他仍愿为英国的年轻人发出热切的代祷和呼吁，将自己的挽歌化为无动于衷者光柱般的警示，以及游疑不定者的“临门一脚”[28]。



有一首诗歌如此唱道：“把你最好的献给主，献你年青的生命”。是啊，还有什么比年青更好呢？尤其在跨文化的宣教事工中，愈年青，愈能跨越语言、文化和气候的障碍。扪心自问，我们一生中有多少被蝗虫、蝻子、蚂蚱、剪虫蚕食的岁月？从神而来的呼召，我们是否都已回应？我们的生命究竟是在为基督而燃烧？还是在世界中凋萎？当我们到了“杏树开花、银链折断、金罐破裂”的日子，是否也像这位无名的作者那样发现已经失去了重新来过的机会？与其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挽歌，不如回应“预知明日，正视今朝”的警示，将人生的丰年献给生命的主。



黄岩的“属灵流水席”
戴德生人生的丰年大半在浙江度过，所以他对福音站之间的山山水水如数家珍，对中国风土人情的观察和体会也细致入微。比如，当他清晨进入黄岩城，看见街上行色匆匆的路人，便向读者解释：中国人习惯早上出门办事，所以街上虽然热闹，却很少有人留意到城里新冒出来的洋人；如果他们下午进城，情形或许大不相同，即便街上行人减少一半，他们身后跟随者的人数也会翻倍。又比如，福音站的本土传道人忙着为西教士准备早点，但戴德生则坚持去当地的小食铺用餐，因为在那里，只需1先令的花费，就可以买到足够传道人和西教士一起享用的米饭、白菜、胡萝卜、芜菁、炸鱼和炸肉，既省时又经济。[29]



黄岩在先秦时期一直是东瓯王国，秦代属闽中郡，到了唐天授元年（690年），才以县西上郑乡黄岩山为名将县城改名为黄岩。明成化五年（1469年），将南部三乡析为太平县（今温岭市），清延明制。嘉庆、道光年间，鸦片烟开始流毒江浙，黄岩也未幸免，浙江巡抚刘韵珂于道光初年的奏章上说：“黄岩一县，城乡吸烟，高高日出，阒无其人，月白灯红，乃成鬼市。”此外，从寺庙的数量上还可看出黄岩人历史悠久的佞佛传统：东汉至三国年间在江浙两省修建寺庙共36所，黄岩占了6所，为两省之首；宋代的寺院91所，居台州府第二，其中禅寺33所、北宋赐额50所，名列台州第一。这样的地方，显然是急需福音却又往往极其抗拒真道。黄岩县的福音站虽然从早到晚座无虚席，但终日人流不止，很少有人可以持续听十到二十分钟的道，这对传道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即便在这样不容易的条件下，黄岩教会仍然结出不少果子，包括那位建立“庵堂教会”的林木匠[30] —— 这便是戴德生一行下一个目的地。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确定Dien-Tsi究竟是哪两个汉字，但综合当年西教士们的记录，可以大概断定其方位是在台州西南30英里，黄岩以东10英里，路桥以东3英里。当戴德生他们在路桥布道售书时，人们就已经认出他们是“耶稣教”的人，因为Dien-Tsi“庵堂变教堂”的传奇在当地早已妇孺皆知。戴德生本来只想在Dien-Tsi作短暂的停留，谁想林木匠和传道人泉耀（Djun-Yiao）竟把他们寄放在路桥的行李带回Dien-Tsi，强留他们住上一星期。尽管顺道路过永远也解决不了当地的属灵需要，戴德生仍在信徒们的恳求下走遍了附近村镇。每到一处，他都不得不发出慨叹：“庄稼已经发白，但愿神的子民能从他们的冷漠中被搅动、兴起！为什么那么多人宁可在家中怠惰，也不愿坐两个月的船前来这片处女地耕耘？在这些灵魂中间，四个月的语言学习就可以开始工作。难道我们不该向庄稼的主人呼求，请他催逼工人前来这一最有希望的禾场？”[31]



奉化教会的众女相
江郎笔将他的丰年献给了奉化。自1862年福音初到O-z小村，到1875年的十多年里，奉化诸教会共有68人受洗入会，其中14人已去世，3人转往其他教会，6人被除名。[32]这期《亿万华民》刊登的一篇江教士的汇报中，叙述了好几位妇女的见证，使我们可以瞥见早期农村女信徒的属灵特征：



O-z村上一位老妇人初信主时，她的儿子们竭力反对，差一点把她送到外乡西坞，以免她受本村福音站的蛊惑而羞辱门楣。谁知负责福音站的基督徒老农夫得知他们的谋划后，主动告诉他们，美国浸信会的礼拜堂就在他们打算把老母送去的那户人家左近，老太太到了西坞，反而比在家乡更方便去教会。听到这话，儿子们打消了这个主意，也不太反对她的信仰了。这位老妇人粗通文字，可以自己阅读福音书籍，没过多久，她终于鼓起勇气接受了洗礼，公开承认了自己的信仰。[33]



宁海教会最近接受了一位被当地信徒称为“撒玛利亚妇人”的中年妇女。正如耶稣所言：得到赦免多的，她的爱也多。（参路7:47）江教士从未见过比她更爱主、更喜乐的中国信徒，她的洗礼见证比任何一篇讲道都更有力。[34]



“佛教胜地”天台县的福音事工进展缓慢，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位于城关妙山的简陋布道所不适合公开布道，当地的流氓地痞又常来寻衅。但是两年的撒种并非没有果效，听说一位尼姑暗中渴慕真道，但是她究竟能否成为一名基督徒，年轻的中国教会对这类个案尚缺乏经验。[35]到了1875年，终于有一对父子受洗。其实这个家庭中的母亲和长子也信主，并主动将家里的财神像和观音像交给了西教士，以示决心；但是因为天台教会目前没有女会友，这个母亲不可能在一个纯男性的环境里敬拜神。鉴于这个情况，当地传道人准备将自己的太太接来，为妇女入会创造合适的社会环境。[36]



浙江内地会1875年的大事之一便是5月30日那天，一个能坐满150人的礼拜堂正式在奉化启用。整个夏天，新礼堂每晚的聚会都挤满了人。但这年奉化教会只有一位三十上下的妇女接受洗礼。她从文师母那里接受福音已有一两年，她的丈夫虽然平日待她还好，却不许她加入教会。到了1874年初，她的丈夫出门跑买卖时，在50英里外的一个地方发病，回家几小时后就死了，并留下一笔债务。丈夫死后不久，这位妇人就受了洗，江夫人先雇她做了一段时期的奶妈；奉化的信徒又凑了一点钱，让她做个小生意维持生计。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早期中国教会非常清楚、也愿意在具体人和事上表达出“彼此相爱”的生命特质。[37]



除了妇女工作外，江教士对“山上人”（hill-men）也颇有负担，因此，他于1875年底，在郊外的大桥新开辟了一间布道所。大桥虽属郊区，却比奉化城更热闹，因为这里是台州、温州两地的行旅去宁波、上海的必经之地，而且每周两个集市，前来赶集的山上人成百上千。虽然布道所初开时的效果没有预期的好，为了山上人也能有听福音的机会，江教士仍愿坚持下去。[38]



湖北的新禾场
内地会的新生力军们也将各自的丰年献给了他们的禾场——5月24日，祝名扬带着抵华不到一年的李格尔沿长江溯流而上，前往咸宁县布道。第一天，他们像往常那样布道、售书；第二天，就有一位刘姓的信徒闻讯来访。原来，他于多年前在汉口由伦敦会的杨格非牧师（Griffith John）施洗。灵胞更比同胞亲，大家一见如故。刘先生带着祝、李等人步行至官埠桥，在布道过程中，有一个人买下福音书册后，神情严肃地问：“如果我读完这些书，我的罪就能被赦吗？”“不，”祝名扬回答他，“光读不够，而是要相信，那样你才能得救。”刘先生又带着他们去了自己的老家，一个小渔村，以及其他几个市镇。所到之处，民风都纯朴而好客。常常没说几句，就有店铺掌柜搬过椅子，沏上茶水，请他们坐在店铺门口讲道。[39]



此行更令他们鼓舞的是，府台公子出身、在教会小学执教的朱先生第一次公开讲道。对一个读书人而言，这是极其不易的，虽然难免有些羞怯，但是他那沉静安稳的气度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和好感。另一位年纪较长的学校老师黄先生，虽因信主挨了叔伯的打，吓得老父只能暗暗做门徒，但他本人竟愿随两位西教士在各乡各镇的街头放胆讲道。[40]



三访河南
读者大概还记得在《亿万华民》上读到过的“九省第一”的宣教日记：戴亨利于1875年4月3日至5月28日初访河南，历时56天；又于1875年10月24日至1876年1月15日二访河南，历时84天。12月号的《亿》刊则刊登了戴亨利和新宣教士花国香三访河南的过程。因为一年内三度长途跋涉、巡回布道，严重损坏了戴教士的健康[41]，所以这次的宣教笔记相当简略：



他们大约于1876年的3月出发[42]，边走边传。在汝宁府等待他们的是十到十五名等待受洗的慕道友，4月4日，穆先生[43]和另一位信徒接受了洗礼——他们可以说是河南最早的基督徒。[44]由于确山是河南境内离现有内地会各福音站最近的县城，甚需在那里建立第一间永久性的布道所。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体系下，若没有当地人的引介，外乡人很难租到房屋，更不用说洋人了。当西教士最初告诉房东他们是传教士时，房东一口拒绝；后来知道他们不是天主教神甫后，便很快答应了。那是一套百余间房间的大院落，内地会租用了其中的一部分，一年的租金只有25000钱，约合4到5英镑。整个租赁协商过程中，穆先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已被戴教士正式聘为传道人。[45]



戴亨利深信：“如果没有地方官和士绅们的敌意，福音将在这一省获得巨大而飞速的胜利。尽管他们反对，但福音仍在披荆斩棘地挺进。很多时间都浪费在往返的路程上，等到我们能定居下来正式开始工作，将会比现在得到更具决定性的胜利。”[46]



八莫的“兹亚特”诊所
Harvey医生将自己的丰年献给了八莫。在这一期的《亿万华民》上，我们终于看到了他个人对八莫事工的感受：



医疗事工仍然进展顺利。每天到我们兹亚特来就诊的人来自日光之下的各族各民，……那个被老虎咬成重伤的人康复得很快，我们第一次去探访他时，他按缅甸的习俗躺在竹席地上，惨不忍睹。现在他躺在我们从英国带来的、组装好的铁床上，引得很多人前往参观……我无法不去思想东方的中国。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入云南？目前，该省多处有战乱。我们不知道局势会如何发展，……但有一件事我能确信——我们正在赢得当地华人的尊重……前一阵子，我一直在医治一位中国官员。最初他来我的兹亚特就诊，后来我去他所下榻的庙宇出诊。……他的病情渐愈，很快即将在缅甸官兵的护送下回国。他对西方人赞不绝口，所以我们希望他可以为我们开辟出一条前往云南的路，但是我们的信心并非建立在容易失败的人身上，而是在永不失败的神身上。[47]



祖先崇拜的恶果
晏玛太牧师将自己的丰年——到1876年为止已有29年——献给了上海。他的长篇论文《祖先崇拜》连载五期之后，晏牧师以旁观者清的洞察力总结说：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中国民间信仰系统，不仅在宗教意义上阻碍中国人归信耶稣，也在经济和政治的层面上拖了社会进步的后腿。首先，儿童早婚造成亿万人悲惨的命运；第二，一夫多妻成为很多人自杀和厌世的原因，追根究底，两种社会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家族的延续，不至于断绝祭祖的香火；第三，统计数据表明，为了维系祭祖的开支，国家不得不课以重税；第四，约半数左右的家庭妇女占用做家务的时间制作祭品，从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大量的男女劳力以制造祭祖用品为生，势必减弱了生产和家政的进步；第五，为了照看祖坟，中国不敢出国移民，以至于整个国家永远人口过剩。综上所述，祖先崇拜的最终社会后果只能是“穷困、恶行、偷盗、抢劫、造反”。“这样一个民族，很难在自己的土地上得到产生经济回报的工作。因此，他们只能在被带往坟墓的路上自相残杀。”[48]



1876年世界史上的大事之一是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发明了第一台可使用的电话机，这一发明建立了人类通讯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1876年中国史上的大事之一是神州大地上诞生了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这条铁路由英商怡和洋行修筑，全长五英里，闰五月全线开通，轰动一时。但好景不长，因为保守势力的“汹汹民情”，两江总督沈葆桢与英商协议，以280,000两银子购回此路。到第二年九月十五日，赎路款项付清后，遂将此破坏风水坟茔的“妖异”拆掉，运往台湾，将机车水葬于打狗湖中，并在上海端头的站址上修建一座“天妃庙”镇邪。[49]由于根深蒂固的祭祖观念，在中国推广电话与铁路仍需漫长曲折的过程；在通讯与交通更为落后的“未得九省”拓荒宣教，则需对神更完全的信靠，1877年的内地会史，也必然更为扣人心弦。







特别声明：该文稿曾于2008-2009年间在香港《时代论坛》周报上连载，经作者修订扩充后转载于《教会》，在此特别感谢《时代论坛》报社允许转载。





[1] 引自“A 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November 1876, Vol.1875-1876, pp.211-212。

[2] Issac Watts（1674 – 1748）为英国独立教会的牧师，一生作歌600余首，参见王神荫编著之《赞美诗（新编）史话》（中国基督教协会1993年版）。

[3] 这首歌由William Daman 作曲，曲调为Southwell, 于1709年首次正式出版，歌词大意为：所有犹太祭坛上的兽血，都不能给负罪的良心带来和平，或洗去污点；但是属天的羔羊基督，除去了我们所有的罪孽。更崇高的圣名，更丰富的宝血，所成就之牺牲，远胜于彼。我因悔罪而立，坦承罪孽属我时，我的信心建立在教会元首之上。我的灵魂回首，远瞻你在咒诅之木上所背负的重担，我深知我的罪孽在其中。因着信，我们庆幸诅咒已除，用欢声祝福羔羊，并高唱他流血的爱。

[4] 此诗大约作于1771年，作者为W. Cowper（1731-1800）。歌词中译为：“今有一处流血之泉，从主身上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去全身罪愆。亲爱救主你宝贝血,永世决不失效；直到天父所赎众民，罪恶一概洗掉。自我因信见主流血，所成赎罪泉源；赎罪妙恩我常传扬，至终仍然要传。直到临终拙嘴笨舌，无声在坟墓中；在天还要放声赞美，颂主救赎大功。（副歌）我真相信，我定相信，耶稣为我受害，天父爱子，这样钉死，真是难报的爱！”曲谱调名为“洁净的泉源（Cleansing fountain）”，原为美国民歌“西部曲调（Western melody）”。参见王神荫编著之《赞美诗（新编）史话》。

[5] 《灵友歌》英文歌词最初刊登于1740年出版的《圣诗与圣歌》，但当时没有谱曲，也未流传，直到卫斯理去世九年后（1797年），此诗正式出版后才广为流传，但迟直1834年后才以作曲家S. B. Marsh的曲调配合为今天教会颂唱的形式。歌词中译为：“耶稣我灵好友朋，容我奔投主怀中；洪涛暴雨冲我身，狂风激浪高千层；当有患难临头时，恳求拯救勿延迟；直到风静浪亦平，助我依旧向前行。疲乏灵魂来就主，主外别无避难所；求赐矜怜赐保全，千万千万莫离我；因我专心仰望主，专心向主求援助；身世孤单多愁苦，救主慈荫容我躲。主啊我只需要主，世界虚荣皆看破；医病，明瞽，肉白骨，起衰兴弱，扶失足，我心污秽多罪恶，私欲蔽心难解脱；主是公义至圣洁，惟主施恩能救赎，救主恩惠最浩瀚，能赦万罪救众难；但愿恩如大江流，净洗私欲涤忧愁；更望永远生命源，在我心中成活泉，灌溉我灵消痛苦，万古千秋永丰富。阿们。”参见王神荫编著之《赞美诗（新编）史话》。

[6] 引自“A 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第212页。

[7] 出处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 出处同上，第213页。另参下一期同一专栏的连载： “A 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ember 1876, Vol.1875-1876, p.223.

[12] 出处同上，第213页。

[13] 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卫理公会牧师，曾于1868年成立斯特拉特福德巡回布道团（Stratford circuit）。

[14] 引自同期“Valedictory Service”，第215页。

[15] 同上。

[16] 冷泉（Coldstream）是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处的一个小镇。1660年，蒙克将军（General Monck）在此组织了一支军队进入英国，扶持查尔斯二世复位。这一民兵团后来便被称为“冷泉卫队”，为皇家卫队之一。

[17] 大不列颠军事史上曾有不止一个高地军团（Highland Brigade），麦牧师所指的当为克里米亚（Crimean）战争期间（1854-1856）所成立的那一个，下属第一师，受少将Colin Campbell爵士指挥，曾在阿尔玛（Alma）战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8] 克里米亚（Crimean）战争期间（1854-1856）在Inkermann发生的战役。

[19] 引自同期“Valedictory Service”，第215页。

[20] 同上。

[21] 出处同上，第217页。

[22] 引自同期“From Rangoon to Bhamo”，第222页。

[23] 同上。

[24] 出处同上，第222页。

[25] 同上。

[26] 引自“The call not responded to – A lament and an appeal,” China’s Millions, British Edition, December 1876, Vol.1875-1876, p.227.

[27] 同上。

[28] 同上。

[29] 引自同期“A visit to our mission stations xii – Hwang-yen to Wun-chau”, 第223-224页。

[30] 出处同上，第224页。

[31] 同上。

[32] 引自同期“The work of God in the Fung-hwa district”，第234页。

[33] 出处同上，第233页。  

[34] 同上。

[35] 同上。

[36] 出处同上，第234页。

[37] 出处同上，第233 页。

[38] 出处同上，第234页。

[39] 引自同期“Work among the villages”，第232页。

[40] 出处同上。

[41] 引自同期“Pioneer work in Ho-nan”，第225页。

[42] 本期原文中没有提到出发日期，但1876年9月号“The first of the nine – M. H. Taylor’s second visit to Honan”一文结尾说：“我们希望在三月初再去一次”（第185页）。另，戴教士此行为汝宁信徒施洗在4月4日，也支持3月出发的推测。

[43] 关于穆先生详见：“1876年的内地会（四）”，《教会》，2013年5月第3期，总第41期，第92页。

[44] 引自同期“Pioneer work in Ho-nan”，第225页。

[45] 出处同上。

[46] 同上。

[47] 引自同期“Missionary Correspondence – News from Bhamo”，第234页。

[48] 引自同期“Ancestral worship”，第232页。

[49] 参见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第22章<从此中国>，利文出版社，第567页。